关要在党的领导下贯彻通力协作、一致对敌的精神，统一政策思想和统一行动，真正拧成一股绳。”[34]在三反、五反、大跃进运动中，“司法”工作创造了三机关相互配合的新形式，像三家联合办案，就地办案，分片包干，三员协作，等等。除了“三机关”的称谓，还有“三长”、“三员”、“三部门”等称呼。比如：“政法部门拧成一股绳，上下左右一条心，统一指挥作战……上至三长下至三员，都必须做到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统一对敌，政法工作才能跃进。”“自去年三长会议后，……三个部门按县委的统一布署根据不同任务，统一配备了力量，采取了三员联合协作的办案方法，……组织了四个‘三员协作联合办案组’。”[35]这似乎是三机关的蜜月时期；但它是一个工具化的蜜月。在日后的历次“严打”、尤其是1983年的“严打” 中，又重温了这种关系。

　　“政法部门”的提法，“刀把子”的定位，以及三机关的亲密关系，使“司法机关”到底指什么机关失去了意义。比如：“通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和整风运动的教育，我国的政法工作本身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特别是在1958年，无论检察、司法和公安部门的工作，都有一个大跃进。”[36]这里“司法”虽然指的是法院，但它仅仅是政法机关的一部分，它做的是“政法工作”，而不是“司法”。政法战线整合了“司法”，不管谁是司法，都不能离心离德，单兵作战；更不允许内斗，搞司法独立，以监督制约为名来搞某一个机关的特殊化。

　　但是，像任何统一都面临着分裂的压力一样，万众一心的的平静海面总难以掩盖斗争的波澜。“司法”到底是什么，到底应该是什么，这里面蕴涵着惊心动魄的战争。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因为主张审判独立受到了批判。他的理由是（1）法院特殊论，“法院管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操生杀予夺之大权。”“审判员的产生和免职，与其他部门的干部不同”。（2）党对法院的领导是通过制定法律来实现的，审判员服从了法律就等于服从了党的领导。（3）党委不懂法律。（4）党委具体过问审判工作，不符合诉讼程序中的直接和言词原则。[37]这些被当作资产阶级司法独立、以法抗党、脱离政治遭到了无情打击。关于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关系，庄惠辰在1957年的文章中认为：“法院的法庭审理乃是刑事诉讼的基本程序，而法庭审理前，公安、检察机关的侦查起诉工作都不外是使法院能够行使审判权的预备阶段或预备程序。”他在文章中对流行的三机关“三道工序”说提出了质疑：

　　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把公安、检察、法院三个机关比喻为‘一个工厂的三个车间’，把侦查、起诉与审判称为一件产品的‘三道工序’，把制约关系仅仅理解为多设几道‘关口’，多经几次审查。这种比喻是不够恰当的，因为几个车间或几道工序是一种顺序的分工关系，相互间尽量求其配合与协调，这并不能体现侦查、起诉、审判三种职能之间的制约关系。[38]

　　他的论点在次年遭到了驳斥：他“不仅离开专政的前提，强调人民公安、检察、审判之间的矛盾和制约，而且还正面反对三机关的通力合作，一致对敌。”“他是以资产阶级超阶级的司法独立的观点来曲解这种法制关系的，他企图把审判工作超然于侦查和起诉工作之上。尤其错误的是认为如果我们强调了审判与侦查起诉的一致性就是‘把诉讼地位与政治立场相混淆’。”[39]

　　还有一种“防错论”，“人民法院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办案质量，防止差错，而不是对敌斗争。”“我们与公安机关应当强调‘制约’而不应当强调配合。”[40]持有这种观点的人，

　　把我党中央所提出的‘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方针，故意加以割裂和歪曲，说前十二个字是公安部门的事，后十二个字是法院的事。……他们公开主张‘人民法院的主要任务是防错’！？‘不应强调对敌斗争’，‘保护被告民主权利’！？‘不应过多地强调专政’，企图把人民法院的锋芒指向人民公安、人民检察院，指向人民内部，使三机关经常处于互不信任、互相制约、互相抵消打击犯罪的力量的境地。[41]

　　司法机关、政法机关、三机关、专政机关，无论怎样在名称上整合，总有人根据自己的信念和理解来提出不同意见；这种声音在度过了漫长的屈辱岁月之后，在几十年后找到了遥远的回声。甚至可以从一个侧面说，50年的中国法制史，就是一部对司法（权）的正名史；而且这个历史还正在书写，远远没有完成。

　　二、 词典与教材中的“司法”

　　1980年代以后有了不少法律词典、百科全书。虽然辞书之间相当雷同，而且抄袭之处甚多，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关于司法/司法机关的不同定义。同时，随着法制建设和法律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出版了数量可观的法学教材。在几乎所有的法律工具书和法学教材中，对司法、司法权和司法机关的解释都采用“广狭两义说”，但是相互之间又有区别。仔细分辨也可以看出20年间的发展变化趋势，就是司法的含义和司法机关的范围越来越确定，越来越窄。但是这并不是精确的规律：不同的学者、编者仍然有不同的观点，有些在后的出版物比更早的出版物对司法的解释更宽。因为观点的形成、持有和变迁是极为复杂的。它受到社会环境、意识形态、自我的生活境遇、言论政策等因素的极其繁复和微妙的影响。不过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虽然对一个事物的个人认识和社会认识绝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知识社会学告诉我们，“知识从一开始就是群体生活所具有的一个合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人都运用由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活动，以及克服共同的困难的过程中组成的框架来展示他的知识。”“他所说的是他的群体的语言；他以他的群体的方式来思维。” [42]

　　下面例举几种不同的司法/司法权/司法机关的概念，括号后面是出版年。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是我国的司法机关。他们的共同 任务就是正确合法及时地运用国家法律；作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我国，只有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才是司法机关。”[43]（1981年）

　　“从广义上讲，我国的司法权有四项内容，即审判权、检察权、侦查权和司法行政权。这四项具体的司法权，分别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 行政机关执掌，从而形成分工负责的国家司法机关的结构体系。”[44]（1988年）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我国司法机关主要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含国家安全机关）、司法 行政机关。”它的性质在于，“我国司法机关是执行法律的专门机关，是重要的国家机器，是掌握在人民手里的锐利武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是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工具。”[45]（1988年）

　　“在我国，宪法规定法院和检察院是司法机关，并且法律规定或习惯认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也属于司法机关之列。”[46]（1991年）

　　“广义的司法权，包括司法审判、行政制裁、官吏惩戒与司法行政权；狭义的司法权，单指司法审判与监督守法权。”[47]（1991年）

　　“按照我国宪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享有司法权的国家机关主要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48]（1993年）

　　“司法权一般是指法院行使的职权，其职能是审理各种诉讼案件。”[49]（1993年）

　　“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体制和司法体制，司法权一般包括审判权和检察权，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检察权由人民检察院行使。”[50]（1997年）

　　“司法：同狭义的‘法的适用’，指拥有司法权的国家机关按照诉讼程序应用法律规范处理案件的活动。”“司法权：广义指审判权、检察权、司法行政权等。狭义仅指审判权。”[51]（1998年）

　　“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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