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界定的恰恰是西方论者，而且对 “现代”的界定所依据的也正是从西方发展经验及其成就中抽象出来的若干结果性因素。与这种“现代”相对照，在所谓的“传统”社会中，大多数关系是“特殊性”的而不是“普遍性”的，是义务的而不是权利的；确使人们获得某种职业或职务的资本，是出身门第，而不是可以一般化的“业绩”；在各种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人的主观感情，而不是客观现实；角色划分也是不明确的，例如王室同时也是国家机构。再者，“传统”社会特征还包括：劳动分工程度低、对农业的依赖、生产增长速度缓慢以及地方行政管理效能低等情形。因此，在我看来，“现代化范式”因西方论者对“传统”和“现代”界定权的把持而隐含着一种彻底的“西方中心主义”。

　　第二，“传统-现代”两分观乃是经由对西方历史进程的抽象而获致的纯粹形式，而这意味着它要求人们依据现实中并不存在的这种纯粹的两极形式去构想我们生活于其间的世界。从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的实质乃是以逻辑合理性替代历史的真实性，以普世概念的“现代化”替代历史概念的“现代化”。一方面，由于把 “传统”和“现代”都实体化的“两分观”在根本上忽视了经验中的繁复性，甚或无视实证研究的重要发现以及人类学和历史学上的知识，又由于这种“两分观”在根本上将“传统”与“现代”做了前后序列的设定，所以这种“两分观”不仅否定了现代中隐含有各种传统现象、而传统社会中又往往嵌入了种种现代现象这一极为繁复的事实，而且还否弃了传统中所隐含的之于现代的种种深厚的正面性资源。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现代”两分观完全建基于对西方历史经验的抽象和放大，所以它在根本上洞见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任何人都无法从西方现代国家的历史上找到任何与当下发展中国家中的实际情况基本相似的情况，正如阿明所说的，自力更生和独立发展的倡导者们“从多年来由西蒙·库兹涅茨等人和各种形式的发展‘阶段论’的批评者们所做的令人信服的论证的前提出发，认为从先进国家的历史上，任何人都不能找出一点与当今发展中国家中的实际情况可说是恰好相当的情况；即使可能从发展中国家找到某些共同的特点，也不能认为这些特点与发达国家的那些特点具有相关性质。不能认为第三世界只不过是处于一种‘低劣’状态，可以用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理解、说明或处理。”[28]哈耶克也从某个特定的角度指出， “西方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自由信念，然而在西方的历史上，恰恰是这种对自由的信奉，使西方世界得以完全充分地利用了那些能够导致文明之发展的力量，并使西方文明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迅速发展。因此，那些来自较不发达国家的、承担着向其人民传播理念之使命的人士，在接受西方训练的过程中，所习得的并不是西方早先建构文明的方式，而主要是那些由西方的成功所引发的各种替代性方案的梦想。此一发展趋向，甚为不幸，因为这些西方信徒行事所依据的信念，虽说会使他们各自的国家较快地模仿并获致西方的若干成就，但是它们亦将阻碍这些国家做出它们各自的独特贡献。更有进者，并不是西方历史发展的所有成就都能够或都应当被移植于其他文化基础上之上的”。[29]

　　第三，“现代化范式”预设的那种一成不变的单线性历史进化图式，在我看来，其背后的根本要害乃在于将西方发展经验的偶然转换成一种普世的历史必然，一种新的道德乌托邦：“现代性代表着事物唯一的最后状态，即在一些西方社会中所看到的那种‘事物状态 ’，是每个人都应模仿的，这样就能获得最大的成功”[30].显而易见，这种把西方发达社会视作是一种理想类型或代表一种新“乌托邦”的构想，不仅意味着于终极目的层面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水平的方式或道路是普遍有效的[31]，而且更意味着世界上所有的其他国家都应当步西方之后尘而向西方趋同。就前者而言，这种构想实际上是以这样一种颇为危险的观点为前设的，即人类社会的发展只存在一种从“传统”向“现代”发展的模式或道路，只有一条通向进步和普遍幸福的道路，而不可能存在杜赞奇所说的那种“复线历史”[32]或任何其他的多元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这无异于对条件不同、文化相异的国家发展出具有个殊品格的现代化道路之可能性的根本否定[33].但是我们知道，从“复线时间”或“多元发展”的视角来看，这种以“进步”、“一元”或“线性发展”等理念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最终将否定一切有效的和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因为它不仅认为自己确立了最后状态，而且还认为自己最终发现了一条永远不变的发展道路或一劳永逸地勾画出了一条固定的进步轨迹，而偏离这一道路或轨迹，任何进步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就后者而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一如泽尔斯特拉所说，这种构想“要求这样的价值观前提，即发达国家的现有发展水平及其相应的社会形态，应被欠发达国家树为模式，并当作一个目标加以接受”。[34]这意味着：在“现代化范式”下对“传统”和“现代”的言说，并不只是一种事实性的描述，而更是一种价值上的判断，因为在这里，“传统”不只是一种整体的落后和愚昧，而更是一种恶：“现代”不只是一种整体的进步和文明，而更是一种善。总之，在“现代化范式”下，那些有关“传统”和“现代”的言说，正如施特劳斯所说，一般都忘了 “善与恶”的标准本应当逻辑地先于“进步和落后”的标准，因为惟有“善恶”标准的先行确立，人们才有可能判断某一历史变革究竟是人类的进步还是人类的败坏。[35]

　　一如前述，这种以“传统-现代”两分观及“传统必然向现代”的进化观为基本思想支援的各种现代化理论，原本是西方论者对西方社会主要从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至今的发展情形所做的理论思考，一如德赛所言，“‘现代化’一词，作为一种广义概念用来取代早先的一些概念，目的在于把握、描述和评估从16世纪至今人类社会发生的种种深刻的质变和量变。根据布莱克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看法，这些变化开创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过去常用的像英国化、欧化、西化、城市化、进化、发展、进步等词，现在不是被‘现代化’一词所取代，便是被纳入‘现代化’的概念之中”。[3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当这种源出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理论被用以解释和认识非西方社会的发展问题并为非西方论者所接受的时候，这种思想和理论也就摆脱了其发生学意义上的限度，进而转换成一种较为普适的关于各种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规范性观念，亦即我在本文中所称谓的“现代化范式”。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以西方化的世界发展观为依凭的“现代化范式”，在历史上并不是整体性地、一次性地为中国论者在其心智中接受或建构起来的。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发展轨迹表明，中国论者对此一“范式”的接受或建构，乃是伴随着他们在“发现西方”（史华兹语）的背景下经“中国中心”观、“东方精神-西方物质”观、“西化”观的演化而逐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达致普遍化的，后又经中国论者向西方舶取各种现代化理论而得到强化。[37]当然，我们毋需设想这种“现代化范式”在每一个中国论者头脑中都具有清晰的形式，或者已然得到了明确且系统的阐释，因为我们通常见到的实是这样一种情形，即在中国论者思想深层之中，这种“现代化范式”往往被视作当然而不被深究，并确实地在其思考和研究取向中反映出来。毋庸置疑，那些由西方论者依其视角及其问题而生产出来的各种现代化理论，一俟在心智层面上为中国论者作为潜在的思想“范式”接受下来，就必定会脱离其“母体”并依其自身的逻辑而开始发挥自己的作用，或者说，正如福科所谓权力依赖知识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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