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见高法研究室统计处：“党的十五大以来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人民法院报》，2002年11月8日第1版。

　　[40] 执行案件统计存在一些技术性操作，如浙高法[2001]67号文《关于认真清查未执行案件底数规范执行案件统计的通知》载明：“……执行案件统计不够规范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从调查的情况看，有的地区未结执行案件底数不清；有的法院执行统计口径不一致；有的地方以结代收，存在”抽屉案“；有的法院把权利人并未申请执行又不属依法移送执行的案件也进行执行；有的把当事人自动履行尚未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也列入执行案件统计；有的把中止执行案件仍作为结案统计，等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编：《执行改革探索与实践》，第171页。上述批评一针见血，但实际情况却非“有的……有的”，而是普遍如此。法院通过统计技术促使执行率“提高”，其动因主要是扩大法院（领导）成绩。该文下发时间是2001年3月，依统计数据此时法院执行难状况在中央过问下大有好转，甚至文件下发单位正是执行取得好成绩、执行改革走在全国前列的样板地。

　　[41] 参见王亚新、徐昕等：“关于中级法院民事一审程序运作状况的调查报告”，比较民事诉讼法国际研讨会主报告，北京，2002年8月；王亚新：“实践中的民事审判——四个中级法院民事一审程序的运作”，《现代法学》2003年第6期。

　　[42] 甚至高执办也承认，尽管“党中央关于解决‘执行难’的重要指示作为‘尚方宝剑’发挥了威力无比的‘排难’作用，但现在人们却在‘执行难’反弹的诸多现象面前得出了一个无奈的结论：‘执行难’是一道无解的难题。”参见高执办：“‘执行难’新议”，《人民司法》，2001年第5期，第6-9页。而究竟是“执行难”反弹，还是本来就未解决，其实是一个容易悟到结论的简单问题。

　　为既肯定成绩（从而论证党中央英明决策和伟大力量）又承认现实，“高执办”引进狭义和广义“执行难”概念。前者指执行员在执行个案中，因某种来自内部或外部的非法对抗行为，而使其不能或不能继续实施执行行为；后者指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因受到社会、政治、经济、舆论等多方面的非法干预和影响，而使其组织实施执行措施不能或执行措施失去功效。狭义“执行难”在党中央正确指引下已基本解决，当前人们抱怨的是广义“执行难”。这种“政治正确”的概念游戏对当事人权益和法制秩序的维护毫无益处。“执行难”就是难于执行，不论广义、还是狭义，总之是法律的许诺无法兑现。另外，“高执办”还把“执行难”视为“从中国的历史沉积中演化出的一道跨世纪的难题”，不过我们知道，历史上并不存在所谓“执行难”问题。这种官方表达与法律实践的不一致，如见徐昕：“国家的态度：民间收债和私力救济的表达与实践”，《中外法学》，2004年第1期。

　　[43] 2000年底开始的执行全方位改革，具体措施包括财产拍卖、强制管理、债权凭证、执行联络员、财产调查、审计执行、公告制度、执行听证、网上执行、限制高消费等。

　　[44] 参见，“法院首请私家侦探揪老赖”，《江南时报》，2002年12月13日第12版。

　　[45] 肖余恨：“有感于私家侦探的效率”，《江南时报》，2002年12月14日第28版。

　　[46] 柴发邦主编：《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

　　[47] 参见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二章。

　　[48] 参见[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3-296页。他还强调讨论审判的作用时不能无视成本问题：“无论审判能够怎样完美地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只能放弃通过审判来实现正义的希望。或许也能够说正义的实现是国家的使命，所以无论如何花钱也必须在所不惜，但是作为实际问题，实在是花费高昂的审判，与其他具有紧迫性和优先权的社会任务相比较，结果仍然是不能容许的。”同上书，第267页。

　　[49] 时间是诉讼成本的重要部分，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纠纷解决的行动策略，参见本文有关“效率比较”的论述。

　　[50] 本文对诉讼成本的分类并不精心考虑逻辑关系，而旨在说明问题。

　　[51] 比如，日本起诉手续费按标的金额1%递减，超过10亿日元的部分为0.2%，非财产案件或诉额难以计算的财产案件，诉额一律视为95万日元，受理费为8200日元。

　　[52] 法院乱收费曾是1998年整治司法腐败的重要内容，该年全国法院共清退“超方式、超范围收费827万元”。参见肖扬：“坚决清除司法人员腐败，努力维护司法公正”，《人民法院报》，1999年1月30日。故高法在1999年1月30日《〈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中不得不重申“无明文规定不收费”，但在司法实践中仍无法根除。

　　[53] 如1997-2001年对49万件案件的当事人减免、缓交诉讼费用18亿元。参见高法研究室统计处：“党的十五大以来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人民法院报》，2002年11月8日第1版。

　　[54] 此种情形相当于“讼师”的角色，在司法部门的周围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诉讼掮客”的阶层，司法行政部门一直试图打击“黑律师”，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对打击“黑律师的前景及必要性，本人持怀疑态度。

　　[55] 有人将这类费用称为寻租成本，借助司法权力的寻租包括权力设租和权力寻租，前者如法院自立名目的收费，审判人员的吃、拿、卡、要等不检点行为，后者如部分当事人凭借贿赂手段或行政干预谋求对其有力的判决。参见周林彬、王烨：“私力救济的经济分析”，《中山大学法律评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 卷，第57-82页。

　　[56] 在实证调查中，我发现一个典型例证：2002年2月，东门某律师和当事人请法官及朋友吃饭，酒足饭毕后到歌厅娱乐，费7000余元。在歌厅时律师得知，该法官已拟好判决，判决该方当事人败诉。材料源于我对该律师和当事人的调查，并得到该法官确认。

　　[57] 关于诉讼费用退还，实务界反应激烈，学术界也有争论。这种做法无法解释：交纳诉讼费是个人与政府间的公法关系，还是私法关系？若为私法关系，法院行为构成债权转让，这种转让是否受民法有关债权转让规则的约束？是否可通过诉讼争辩？诉讼费用本身是不是一个独立“诉讼标的”？参见方流芳：“民事诉讼收费考”，《中国社会科学》，1999第3期，第130-144页。

　　[58] 同上。

　　[59] 参见徐昕：“国家的态度：民间收债和私力救济的表达与实践”，《中外法学》，2004年第1期。

　　[60] 比如，我在黔西南进行实证调查时，发现某县法院判决书的纸张是一种最薄的白纸。后来了解到，该法院经费非常紧张，2001年向县财政申请2万元购买纸张，院长和上级法院领导找县领导三次，仍未解决。

　　[61] 如见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196页。

　　[62] 参见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第282-296页。

　　[63] 美国联邦法院按件计收案件受理费，1999年联邦区法院、上诉法院、最高法院案件受理费分别为150、100和300美元。90年代美国联邦法院年受理案件约24万件，若所有当事人按法定标准足额交纳讼费，联邦法院全年讼费收入也只有3600万美元，相当于预算1.5%.事实上，大部分“贫困当事人”都免交讼费。方流芳：“民事诉讼收费考”，《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第130-144页。

　　[64] 王学棉：“我国现行诉讼费用制度修改之考证”，载张卫平主编：《司法改革论评》第4卷，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9页。

　　[65] 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和现状偏见（Sta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