偿，遭到拒绝，乃再向欧洲人权法院起诉，结果欧洲人权法院以西班牙政府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八条规定为由，判决西班牙政府应赔偿原告四百万pestetas（西班牙币）[85][85].

　　除此之外，其它人权亦可作「合乎环境保护的解释」，例如平等权可以作广义理解，包含平等接近自然的权利；表现自由涵盖表达反对环境破坏意见的权利；宗教自由亦可以有环境保护的面向，如透过宗教的教义，宣扬尊重生命、爱护自然的理念。

　　二、第二代人权与环境保护之关系

　　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方面，此所谓「第二代人权」旨在保障人类的福祉（human well-being），诸如健康权（right to heath）、享有适合生活条件的权利（right to decent living conditions）及享有适合工作环境的权利（right to decent working environment），这些权利保障的实践均有助于维护良好的环境条件。例如基于健康权的旨趣，国家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保护其人民免于有害健康的环境，并且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以增进人民在生理上及精神上的福祉，凡此均有赖国家的环保政策，包括维护自然生态体系，如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或避免人民受到辐射的污染等。其次，受教育权（right to education）的保障，则有助于提升国民的环保意识，并传授环境保护的知识与方法，由于此类人权的内涵直接关涉到人类的福祉，属于一种「量能建构」（capacity-building）的积极权利，因此相较于前述消极的人权更能贴近环境保护的课题[86][86].不过，此等权利的实践仍有待国家的作为，故其实践的可能性，仍有待观察与推动。

　　三、第三代人权与环境保护之关系

　　所谓「第三代人权」基本上乃是一种「集体的自决权」（the collectiv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根据学者的观察，此种权利可以在两方面对环境保护有所贡献。首先，对于殖民地国家而言，透过此种权利可以让殖民地国家获得自决权，自由管理其自己的土地与资源，从而可以排除或限制外来的投资与开发，以维护其自然的生态环境。

　　其次是在一国之内承认某特定原住民族（indigenous people）在其所居住的区域享有一定程度的政治、经济自治权。透过此种权利的承认与赋予，可以让原住民族依其固有传统的生活方式，维持其生存的环境，免于受到工业文明的污染和破坏。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于1989年所修订的「原住民及部落人民公约」（Convention No. 169 Concerning Indigenous and Tribal Peoples in Independent Countries）[87][87]、1994年提出于联合国的「原住民权利宣言草案」以及各相关国际人权文件，均强调原住民族应享有自由处置自然资源的权利，拥有一个有利其发展的普遍良好环境[88][88].由此可知，国际社会逐渐重视原住民族的自决权、资源权、发展权、文化权、环境权及和平权。不过，从国际法的观点而言，原住民族似乎尚未取得可资贯彻「权利」，换言之，国际社会迄今仍仅将原住民族当作「保护的客体」，而非「权利的主体」，因此，原住民族的法律地位必须在国际法上有所提升，才能透过自决权的行使达到环境保护的目标[89][89].当然，原住民族权利的保护，于一定情形下亦可能与环境保护有所冲突，特别是在野生动物保护的问题上。总之，在第三波人权发展的潮流中，原住民族权利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颇为微妙，此种基于民族发展与有限资源利用的需要，而建构的联带关系权利，其与环境保护相互牵动的关系如何，值得吾人注意[90][90].

　　伍、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的趋势与难题—代结论

　　本文旨在对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冲突与调和进行分析，根据以上的论述可知，在所谓环境国家的发展趋势之下，乃至于承认国家有保护环境的义务，自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的观点以言，容有若干问题值得探讨与厘清。盖宪法委托国家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目的，在于经由国家维护自然资源，以确保个人生存的空间，进而使个人得以行使其自由权。因为，如果环境遭到不可回复的破坏，进而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时，人民纵使拥有充分的行为自由，亦无从行使。然而，从国家权能的面向以观，国家为履行其环境保护的宪法任务，必须采取许多防制的措施，故环境国家的权能自然呈大幅扩张的趋势。固然，在环境政策上所谓「合作原则」的主导下，国家可以藉助民间团体从事环保工作，不过，自国家行政的角度予以观察，在环境保护的理念之下，国家行为的态样及管制手段的类型，自然也会渐次扩大，相形之下，个人基本权利受到限制及侵害的可能性，则随之增加。由此可知，环境议题与人民基本权利之间乃呈现一种「利弊互见」（Ambivalenz）的现象，其间如何加以调适，诚为建构所谓「环境宪法」所要面临的主要课题之一。

　　由于本文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基本权利体系的论述，故比较偏重宪法理论的释义学分析，惟若从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发展趋势以观，特别是在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国际化」上，仍有诸多值得探讨的议题，因碍于篇幅，仅略述如下，以作为笔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首先，国家对于环境的保护，究系基于人类生存的考量？抑或为保护环境而保护？对此在学说上素有「人类中心论」（Anthropozentrismus， anthropocentrism）与「生态中心论」 （？kozentrismus， ecocentrism）的争议[91][91]，而其焦点通常集中在「环境本身」得否为「权利主体」的问题上[92][92].按从认识理论（Erkenntnistheorie）的角度以言，环境只有在人类予以取用时，方有其价值。其次，综观当前宪法规定及其规范意旨，可知其仍是构筑在「以人类为本」的理念之上。再者，主张以「环境」作为权利主体，则其必须克服的问题是「由谁来代表环境主张权利」？而此一「技术问题」的制度设计，难免受到「人本」思想的左右。是以，当「环境」（例如野生动物）与人类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如何取舍，基本上是由「人类」来作决定，仍是「人类」与「人类」之争[93][93].不过，由于人类必需使用环境，利用天然资源始能生存，故人类若肆意破坏环境，只会遭到环境的「反扑」，故保护自然环境不受破坏，应可构成人本思想的基本价值，所谓「具有责任的人类中心论」（der verantwortete Anthropozentrismus）的思想，为环境国家的基础要素[94][94]，「人定胜天」的观念应有改变，人类与环境之间应是和谐相处而非相互竞争的关系，准此以言，所谓「人本取向」与「环境取向」之争，应是一种「取舍」与「比重」的问题，而非处于对立的局面[95][95].

　　其次，环境国家在今日所要面临的重要课题是关于「对下一代责任」的问题。质言之，当国家的决策如果会造成难以回复的环境破坏，或导致自然资源耗尽的危险时，国家是否应对下一代负责[96][96]？即值研究。按科学的发展，存有若干科技上的风险，由于其所具有的长时期效应，不仅会危害到今日生存的人类，甚至会对未来的世代构成危险；另外尚有若干危害，由于目前的认知与技术能力不足，尚难确知其危害性，不过随着科技与知识的发展，日后将逐渐察觉其危害的严重性。于此类问题中，最重要且最常被提出讨论者，乃放射性废料（特别是核废料）的最终处置问题，例如鐪（Plutonium）废料的处理，其危险性甚至延及数千年以后[97][97]，于此所要探讨者，乃国家保护人民安全的任务，是否应扩及数千年以后的人民？抑或仅局限于现在生存的人民？一般而言，吾人若可从宪法导出国家有保护人民基本权利的义务，则此项义务的对象似无仅限于现在生存人类的道理，亦即，宪法所保障的范围非不能及于「对后代的保护」（Nachweltschutz）[98][98].固然，对于下一世代的人类而言，其并未享有主观的防御权，然而，国家的保护义务既然源自宪法的客观价值决定，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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