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为「分享权」（Teilhaberechte）。一般而言，人民有分享国家资源的权利，固无疑问，但其重点则在人民有请求国家公平给付，或平等利用国家资源的权利，亦即本于「平等权」而有所主张。至于原始权部分，则因事涉国家财政能力、国家资源之运用以及社会利益之调整等诸多因素，故除非属于人民生存之最低限度保障，人民对之有积极的请求权外，应属立法者自由形成的范围。

　　就环境议题而言，可资考量的问题是，人民是否享有请求国家给付（适合生存环境）的权利？基本上，吾人若循上述基本权利理论的一般见解，应可推得人民原则上并未享有请求国家创设一定环境条件的权利[56][56].另关于人民请求国家为一定的资金补助，以挹注人民的环保活动，亦因涉及国家财政能力、国家资源的运用以及社会利益的调整等多项因素，而难以构成环境权的必要内涵[57][57].而在分享权方面，凡是由国家管理或经营的自然资源或环境生态，人民应有平等参与及利用的权利，例如国家所规划的国家公园区域，人民享有「进入的权利」，此种权利在强调生活品质与生存尊严的今天，尤具意义。惟须指出者，人民所享有的平等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往往与环境保护之间处于一种冲突紧张的关系，因此，国家于「资源规划与分配」时，应将环境利益考量在内，作合理的调配。例如水资源乃属国家所有，不因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权而受影响，于此范围内，人民享有平等利用水资源的权利，不过，水资源的利用同时是天然资源的耗费，故国家核发水权时，应兼顾水资源保护与人民用水利益，作合理的调配[58][58].又矿产属于国家所有，人民虽享有公平探采的权利，惟因矿产的开采对于自然资源与生态，破坏力极大，故国家在核发矿业权时，尤应考量环境保护利益，特别是当矿区位于国家公园区域时，主管机关核发矿业权的「裁量权」，于一定条件下可能收缩至零，因而发生不得核发矿业权的结果[59][59].

　　四、环境权作为一种保护请求权

　　基本权利具有防御功能与给付功能，有如前述，此二项功能的共同特征俱为「权利性质」，而在宪法学理与实务上，对于基本权利的观察，除注重于主观性的权利面向外，同时从保护基本权利的角度，抽绎出其客观的保护内涵，树立保护基本权利的「价值体系」或「客观的基本规范」。藉由此种理念，使基本权利的效力「扩散」（Ausstrahlung）至所有法律领域，进而成为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及司法机关行使职权时所应遵循的重要准绳 [60][60]，要言之，基本权利的「客观功能」，旨在要求国家机关必须尽到保护人民基本权利之义务，使人民的权利免于遭受公权力或第三人的侵害[61][61].

　　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十条第二项有关「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兼筹并顾」的规定，因未直接规定环境保护为国家的任务，故国家是否负有保护环境的宪法义务，尚难直接自该项条款予以导出。惟因自然环境乃人民生存的基础，是以，自宪法基本国策篇章所蕴含的「社会国原则」（Sozialstaatsprinzip），可以导引出国家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62][62].不过，由于社会国原则仅要求国家对于所谓核心领域（Kernbereich）予以保护，实现社会正义所不可或缺的部份，因此，人民基于社会国原所得要求者，乃国家必须确保「生态上最低的生存底线」[63][63].其次，基于宪法保障生存权的意旨（宪法第十五条），国家不仅应保障人民的生命、身体及健康不受侵害，尚且应确保「基本的生存环境」[64][64]，特别是基本权利旨在维护「人性尊严」，因此，如何确保「合乎人性尊严的环境」，为国家责无旁贷的义务[65][65]，至于要以何种方式履行此项义务，则属国家机关（特别是立法机关）的裁量范围[66][66].

　　于上开旨趣之下，立法机关应本于保护义务，就伴随高度工业化或过度开发而产生对环境或卫生的危害，以及科技设施所引发的危险，于法律中作必要的防护规范，并授权行政机关采取危险防止或危险管理的措施，以维护人民的权益[67][67].于此规范中，法律若赋予主管机关作为或不作为的裁量权者，由于裁量之授予，旨在使行政机关于法律授权范围内，得以依个别的具体情况，斟酌决定法律效果之是否发生或如何发生，故其所为的决定，原则上仅涉及当否的问题。惟基于法治国原则及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旨趣，行政机关于行使裁量权时，仍须合乎法律规定的意旨，并遵守一般法律原则，就此而言，人民享有请求行政机关为「无瑕疵裁量」之公法上权利，特别是行政法规如寓有保护第三人的意旨者，行政机关在行使裁量权时，尤应考量人民所受干扰或危害之程度及范围，否则其所为的裁量决定，难谓无瑕疵之处。尤有进者，法律规范的目的若系为保障人民生命、身体及财产等法益，且对主管机关应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的事项为明确的规定，该管机关公务员依此规定对可得特定之人负有作为义务，则于人民生命、身体、健康或财产等法益，遭受重大危害时，行政机关即应作出特定处分或采取一定的措施，并无不作为的裁量空间（所谓「裁量萎缩」或「裁量减缩至零」）。于此情形，人民除享有请求行政机关为一定措施的公法权利外[68][68]，于公务员因故意或过失怠于执行职务或拒不为职务上应为之行为，致特定人之自由或权利遭受损害者，被害人自得向国家请求损害赔偿[69][69].至于法律规范保护目的的探求，则应就个别情形而定。如法律明确规定特定人得享有权利，或对符合法定要件而可得特定之人，授予向行政机关为一定作为之请求权者，其规范目的在于保障个人权益，固无疑问；如法律虽系为公共利益而设之规定，但就法律之整体结构、适用对象、所欲产生之规范效果及社会发展因素等综合判断，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时，该特定人若主张其权益因公务员怠于执行职务而受有损害者，国家亦应负赔偿责任[70][70].

　　以上的论述，主要着重于国家保护环境义务的客观面向，以及人民在「行政法上」所享有的保护请求权。惟在宪法学理上较具争议的问题是，人民是否相对取得「宪法上」的保护请求权？特别是能否请求立法机关为一定的保护立法？对此问题有部分学者认为，基本权利客观要素的功能，旨在强化国家对于基本权利内涵的保护，国家如未尽保护义务，无异是对人民权利的侵害，从而人民基于国家的保护义务应享有向国家（包括立法机关）请求保护的权利[71][71].反对见解则认为，从客观的保护义务再回导至内容更为广泛的主观权利，乃是对基本权利的内涵作一种前所未有的变革，恐非所宜。若谓权利的主要作用在于可透过司法途径予以贯彻，则保护义务「主观权利化」的结果将是国家权力平衡状态的改变，进而可能使原本以立法机关为中心的保护机制，转变成为以司法机关为主轴的保护体系[72][72].基于对立法权形成自由的尊重，人民不宜享有请求保护的「权利」。

　　宪法上保护请求权的问题，因涉及宪法解释理论的发展与国家权力结构的变迁，颇为复杂与争议性，故上开见解何者为是，初难遽下断言，惟以下几点，或许是吾人在考量此等问题时所应加以斟酌者。首先，如前所述，所谓（客观的）保护义务，乃是从基本权利的「主观面」予以推演而获致，此种推演乃是因主观的权利面对于人民的保障「有所不足」，因而藉由宪法解释的方法扩张基本权利的「功能面向」。若谓人民能援引国家的保护义务，得到另模拟原本主观基本权利范围「更广的」保护请求权，在逻辑上似有所矛盾。除开宪法解释论理逻辑上的问题外，其实人民是否享有向立法机关请求保护的权利，其问题的关键主要有二，一是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特别是大法官或宪法法院）之间权力分立的问题；一是涉及立法怠惰的国家赔偿问题。按吾人若承认人民享有此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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