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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对于高等教育场域内部教育行动的考察始终是教育社会学研究的重点。现代社会特权的取得越来越依赖于对学校文凭的占有，在血缘、天赋的权利无法再为特权提供合法性证明的今天，大学文凭尤其是名牌大学的文凭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权力资本。中国的研究者将当代中国社会概括为“学历社会”，指出“教育身份”正逐步取代“家庭出身”成为社会分层的外在依据，并深入分析了“教育身份”所隐含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功能。大量研究已经证实，现代社会谁能成为名牌大学的“选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谁有可能成为精英阶层的一员，名牌大学的教育行为具有象征资本分配的意义，其教育选拔机制成为直接导致社会经济分化的最关键和最重要的机制。而招生政策是教育选拔机制的制度体现，因此，对于招生政策的研究尤为重要。

在已有的关于教育选拔机制的政策讨论中，大致可以看到两种类型的研究。

第一种类型的政策研究为历史综述型，研究者关注的是整个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在社会变迁视野下的演变历程，力图厘清这一制度演变的内在机理。在中国，这一研究的关注论题主要是科举制度、高考制度和当代中国的教育制度。科举制度是研究近现代中国史、中国教育史、中国社会史的学者共同关注的题旨，而从社会学的视野来看，对于科举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这种制度对于精英选拔方式的改、对于国家权力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影响、对于士绅阶层兴起、衰落的影响和对于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作用。这些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奠立了一种研究视角，就是将对于教育制度的讨论纳入了中国近代历史变迁和社会变迁的大脉络之中，探讨教育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教育选拔对于社会结构、社会流动和国家权力结构的内在机制以及这一制度的社会支撑体系，也许正是在此意义上，这些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构成了布迪厄所说的“关于权力和合法性问题的普通人类学的基础”，而使“教育社会学成为知识社会学和权力社会学的核心部位”。关于高考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传袭了这一研究视角。比如，有的学者通过梳理中国高考制度和高校招生政策的发展和变迁过程来力图呈现一部中国高等教育选拔制度的变迁史或“沉浮录”，有的从高考制度的变迁史及其在不同时期的约束条件两方面探讨了高考制度从中国传统社会的萌芽到今天成为中国社会教育领域内一项根本制度的演变逻辑，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这一制度的表现特征和其存在的社会结构因素和社会价值支撑；还有研究留意到了教育制度与社会政治变迁、社会结构转型的内在联系。这类研究旨在从宏观、历史的视野中来探讨教育政策的演变历程，从而把握教育政策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其历史视野和制度史的视角对于教育社会学的相关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缺乏对具体个案的深入解析。

第二种类型的政策研究与前者恰恰相得益彰，可以说是第一类研究推向具体而深入。这类研究比较倾向于对特定的教育政策的内在机制做深刻剖析和深入探讨，具有浓重的批判意味，但以国外的研究居多，国内并不多见。如一项对哈佛、耶鲁等美国四所名校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招生政策的变革历程分析指出，这些学校通过不断调整招生政策以昭示其不同历史阶段的人才观，为国家选出“想要的人”进入上层社会，而其间“种族”、“宗教”、“家庭出身”等具有否定意义的标准却从来就没有真正如宣称地那样淡出对于学生学业发展的影响。另一项对于美国名牌大学招生政策的研究指出，尽管在教育普及的今天，大学通过扩招来展示其为教育平等所作的努力，但并不是谁都能通过大学的遴选而获得学业空间里的有利位置，事实上，大学通过调整招生政策，即“优”的标准( the meaning of“ment”)，隐蔽地实现了对于优秀生群体的拣控。成绩和分数不仅仅取决于学习的努力程度，在更大程度上，它取决于学生的“天资”( intelligence)，而这种天资恰恰来自于一些与一个学生花在书本和作业上的学习时间( hours students have labored over their home-work)毫无关系的因素，比如先天能力(inheritedability)、家庭环境(family circumstances)、早期教养( early upbringing)等等。在对于哈佛大学招生政策的历史研究中，研究者指出，名牌大学有的放矢地寻找着目标，而他们自身的立场并非他们宣称的那样中立。或许早年名牌大学的入学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向任何满足了最低限度的学术要求的人敞开，大学的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之间鲜有冲突；但今天，名牌大学的入学机会相当有限，招生政策考虑的“不是谁想学，而是谁更需要深造”，这远不是以学业评判为依据的。这类研究对于教育政策的内在机制、实现方式及其与社会结构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的讨论是十分深刻的，但是，其研究结论往往因直接触及社会分层、阶级流动等问题而带有过于浓重的价值立场，并且研究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第一手资料的获取，因此在操作上有一定难度，且这类研究在国内目前尚不多见。

上述两种研究取向的文献梳理大致可以概括现今中西方学者关于教育政策的研究脉络和讨论视角。然而，就目前国内已有的教育政策研究文献来看，能够综合上述两种研究取向，将宏观历史性分析和个案剖析结合起来；并且突破单一的学科视角来考察教育政策演变的实质及其政治意涵的文献尚不多见。这构成了本文实现突破的可能空间。本文认为，将招生政策纳入宏观社会变迁的历史视野，并由此来讨论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精英选拔方式变动是十分必要的，与此同时，招生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和实现方式也反映出社会变迁过程的某种结构性特征。因此，本文意图综合上述两种研究类型的研究取向，尝试通过历史性分析和个案剖析来把握招生政策之演变所具有的政治意涵，从国家和社会的层面上考察教育选拔之于国家和社会变迁的意义。

本文将分作三个阶段来讨论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北京大学的招生政策之演变历程，解读在每个阶段招生政策的内在机制和实现方式。虽然从结构上看，民国时期、建国后到文革结束与市场取向改革以后的中国社会有着巨大差异，但是前两个阶段对于我们理解后一阶段的教育制度和招生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网罗众家之学府(1898 -1949)

1．“兼容并包”的人才观

以北京大学为例。北京大学诞生于命途多舛的世纪之交，当时的“京师大学堂”除了作为全国最高学府，还同时是执掌全国教育事业的最高行政机关。“大学堂”虽是变化维新、效仿西学的产物，但作为清廷官设的教育机构，在职能、学统等方面均显示出与国子监和“太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学生构成来看，学堂虽招领天下“各方最优秀之士子”，但最终能跨进“大学堂”门槛的都是当时的贵族子弟和名门之后。“大学堂”为的是培养“新的人才”、传播“新知识”，但只有社会精英阶层的子孙才能成为被培养对象：当时的入学者都是那些京官，或者八旗贵族子弟，上学时，还带着佣人、听差，学生被称为“老爷”。他们读书，平时不用功，考试时要求老师划出试题范围，以便于应付过去。

到了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时候，蔡先生第一要改革的就是大学的“宗旨”。蔡先生首先提出“抱定宗旨”，即入学的明确目标，强调教育之“鹄的”①。当时已至民国建立，对于清廷余风和贵族的霸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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