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素质”是与个人的社会位置相联系的一整套知识体系。

3．社会分化与转型时期的精英选拔

市场化改革以来的教育选拔发生了从刚性标准到弹性标准的转变，而这一转变是在整个社会市场转型的背景下发生并且与这一社会变迁过程相互印证的。市场转型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本质变化是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而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直接推动着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和整个社会利益格局的重组。随着市场转型而出现的各种社会群体或亚群体之间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生活水平等各个方面的迥异的差别使人们很快意识到社会的分化已是一种被感知的社会事实。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要，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和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对创新人才和杰出人才的需求日益强烈。传统教育模式在适应新形势下的人才需求上显露出了不足，国家需要一种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来实现国家人才发展战略。另外，在教育国际化的全球化背景中，国外名牌大学的人才选拔方式对中国的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辐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教育选拔机制的改革变新成为必然趋势。自主招生作为一种与国际接轨的、多样化、弹性化的选拔机制与转型期国家的精英需求和人才发展战略不谋而合；但另一方面，招生机制的不断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社会分化。如果说人的社会位置的不同，本身就决定了个人具有不同的知识体系，那么，通过“综合素质”选拔的教育体系实际上承认了这种由于不同的社会位置带来的知识体系的不同，这种“不同”被教育正式承认为最基本的，具有最基本正当性的差别。在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的市场转型后期，这种转变实际上也体现了社会变迁的结构性特征。

五、结语

高校招生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形式和手段，其政策呈现出鲜明的国家主义特征和社会变迁的烙印；招生政策的演变轨迹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国家的真实需要密切相关。中国的教育选拔制度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变动，这种变动由国家政权和社会结构的变动所致，同时也反映出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结构性特征。

如果说，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是名牌大学的高等教育是社会中的个体获得精英身份、实现地位升迁的有利机会和有效途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高校招生实际上是一次社会选择与排斥，这使得教育选拔方式的变动超出了对于教育场域的影响而作用于整个社会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精英、国家一革命精英的选拔逻辑实际上都给底层社会带来了一次上升机会，尽管两者的作用人群和影响范围有很大区别；而市场转型以来的精英选拔机制隐含着一系列与社会初始位置相关的操作原则，有可能加剧社会的分化，从而削弱高等教育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流动渠道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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