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生政策的“正确”与否关系到学校的生死存亡。1970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首先集中地表现在招生上。”“过去，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高校在招生中，大搞‘分数挂帅’，鼓吹‘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工农兵一针见血地说：‘分数线，分数线，工农兵的封锁线。因此，“文革”以来，新中国的革命接班人的标准首先就是“政治素质过硬”，其次才是“又红又专”，反映在招生政策上，能否进大学首先取决于政治素质，这在任何其他历史时期都是难以想象的。1973年《教育革命通讯》的一篇文章还称：“大学从什么人中招生，培养什么样的人，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早在三十多年前毛主席就明确指示‘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国家也明文规定“家庭出身有问题者不能报考高等院校”，革命干部子弟享有入学照顾政策。1953年的高校招生办法规定，在成绩达到录取标准时优先录取工人、革命干部等。据1954年的统计，全国小学中工农成分已占82%，中学生中占60%以上。据1971年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7所大学当年招收的8966名工农兵学员的统计，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占99.8%，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0.2%；其中党员占46. 2%，团员占38.1%，非党员占15.7% 。通过推行倾斜于统治阶级的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弟的教育政策，新的社会精英阶层正在形成。就这样，北京大学从满是八旗子弟的贵族学校成为了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工农子弟兵学校，这一时期北大的工农子弟的比率是历史上最高的，并且遥遥领先于其他时期。

3．“国家一革命”精英

以北大为例，从建校到解放前的北大招生史来看，如果说，这一阶段的教育简言之就是推出了相对独立的文化精英，那么，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30年，教育则面临着推翻之前文化精英和文化资本之合法性的使命，转而建立“政治身份”之至高无上的地位。新的文化资本的掌握取决于政治资本，也就是说，教育要实现的目的就是实现文化资本服从政治资本，通过教育来保重政治身份的至高。实际上这一阶段的教育呈现出公平和精英垄断两种面相。其“公平”面相来自于反对“市场”，更为深刻的，来自于反对1949年以前的社会已经建立起来的精英生产方式，废弃其合法性，因此是革命意义上的公平；其精英垄断面相在于建设超越“阶级”利益的“国家精英”。这些人被称为国家精英就在于它们不忠实于本来的阶级利益，因为在这个意义上是革命的，他们才是代表国家的人。革命想要建立的实际上是这种“国家一革命”精英。这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四、市场化的教育改革（1978至今）

1．市场转型与教育改革

1978年以后，经济增长被确立为最主要的追求目标，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不再是不可容忍的现象，而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激励机制。随着社会的发展、意识形态的淡化和经济建设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要性的不断突出，教育体制向着精英化和市场化的方向发展。教育的主要功能之一不再是消除阶级差异，而是为经济增长（“实现四化”）选拔培育人才。

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可以看作是邓小平为知识分子平反的标志。1980年《人民教育》第4期发表的评论认为：“改革招生制度的核心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行之有效的考试制度，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原则。”经国务院批准，1980年起考生多的省、市、自治区在全国统考以前，结合高中毕业考试或采取其他办法进行预选，选出成绩优秀的学生参加全国统考。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实施高考预选被认为“是方向性的重要改革”、“符合培养合格人才的需要，有利于中学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二大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深刻变革。为了顺应改革时期的新要求，中国共产党调整了政策，成功地吸收高学历的党员进入政治和管理精英层，大学学历取代了党员身份，成为通向精英地位的另一条道路。1990年后，随着老革命干部的淡出和整个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学历集团进入政治领域。“学历”变成了进入政治权力场域的一个重要标准。

本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显著、国际关系日益紧密的时代背景下，教育的全球化成为本世纪世界教育所面临的共同主题，这也奠立了本世纪以来中国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发展战略。全球化对于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大影响首先是自上而下的推动了中国大学办学国际化的进程。1998年，国家提出了“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教育部启动“985”计划，重点支持国内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在整个国际化办学的大背景下，一些名牌大学在招生机制、课程体系改革、本科人才培养计划、人才培养目标、人才评价指标等各方面都借鉴了国外一流大学的经验，并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体系。包括北大、清华、复旦在内的国内一批名牌大学近年来纷纷引进国外先进大学办学经验，推行通识教育( general education)理念，改革课程体系，设置素质教育通选课体系。2003年始推行的自主招生制度就是在市场转型的背景下展开的一项影响深远的高等教育选拔机制的改革。

2．教育选拔：从刚性标准到弹性标准

高考制度的恢复将考试分数标准重新带回到大学的招生过程，“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成为新的平等宣言。直到本世纪初，教育界开始全面反思中国的人才培养方略和质疑高考选拔制度。当传统教育不断遭到质疑：“重分数、不重能力”、培养了“高分低能”的“社会不需要的伪人才”，高考选拔也受到“一考定终身”、“招生标准过于刚性”等。要求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这意味着，高等教育的选拔和培养机制面临着“时代”的考验和拣选。2003年，教育部出台了自主招生政策，授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十四所重点高校自主招生的权限，并逐年扩大自主招生的高校范围和高校招生的自主权，高考制度不再是高校招生的唯一机制，自主招生几乎成为与高考招生平分秋色的招生方式。

新的招生机制的最根本的变革就是对单纯依靠考试成绩的选拔机制的批判与创新。它采取多样化考试机制和多次考察，并且将学生的综合素质考察置于核心地位。在自主招生的考核机制中，“综合素质”可以被进一步强调成“与人交往的能力、创新的意识、卓越的领导能力、对于社会的认知能力、文学艺术的修养以及对于成功的渴望”等等这样一些主观的特质，自主招生的选拔过程中，招生人员接受或者否决一个申请人就基于对学生是否具备这些素质的判断。这些标准是单纯依据学习成绩的选拔标准体系中缺乏的，这种从单一的“考分”标准检验向全面的“综合素质”标准检验的转变也是刚性标准到弹性标准的转变。然而，这套以“综合素质”为核心的弹性选拔标准与先前“唯分是举”的刚性标准最本质的转变就在于它已将众多并非单纯依靠学校教育而获得的能力或者说并非课堂上传授的知识技能纳入到教育选拔体系中来，被选拔标准最看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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