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都已恨之入骨，大学首先要打击的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不正之风”，树立新学风为第一要务。蔡先生认为民国成立，全国学风应以建设为目的，学子应以求高深学问为惟一之怀想。而面对当时的北大学子，他明确告诫众生：“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为了造就“研究高深学问者”，蔡先生首先对“学问”做了阐释：“学问并非学商者即为商，学政治者即为官吏，须知即将来不作一事，学问亦为吾脑筋所这具之物。”此外，他还启用了大批大师级的人才，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效忠清室的辜鸿铭、醉心西化的胡适之、共产主义的李大钊、国民党员李石曾等，不管在派别上是新的，还是旧的，认识上是洋的，还是古的，也不管在思想上是左的，还是右的，只要有学科特长并能发挥出来，都被包容了进来，这使北京大学成为“网罗众家之学府”②。

“兼容并包”体现了蔡先生的人才观，也是当时的时局所致。在蔡先生看来，最高学府承担着义不容辞的砥砺人心、富国强民的责任，他通过引进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办法理念和管理体制，并注人中国传统书院制度的精神，实现了一系列的改革。教师自由讲学的精神、学问创造的激情、学术风格的追求、教师间自发形成的对教师学行的清议以及学校对教师人品的敬慕、对教师智慧的瞻仰、对教师个性的鼓励、对人文学科的尊重都在这所最高学府中应运而生。而这场改革最大的贡献在于，它为大学保留了一个独立的传统，在学校，至高准则应当是学术而不是政治。大学注重的是单纯的学术标准，是否有利于文化的延续和发展、科学的进步和弥新。在一个动荡的年代，阶级出身、政治立场似乎都不能成为一成不变的赌注，而独尊学术反而能为乱世中的象牙塔谋得一贴护身符。

2．多样性的择才理念

“兼容并包”的人才观直接影响着招生政策。由于当时大学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在招生上，学校能最大程度地坚持自己的主张，在确定招生专业、招生名额以及投考资格上拥有很大自主权。正是因为学校对文化资本给予了至上的合法性地位，大学希望选出的是学贯中西、晓古博今、文理通汇的文化精英，学校对于学识的考核极其严格，考试科目繁多，条件苛刻。

1920年《北京大学招考简章》规定，“本校设哲学、中国文学、史学、英文学、法文学、德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十三系。”“本校今年招考预科一年级生，及本科英文学、法文学、德文学、俄文学四系一年级生。投考预科者，必须中学校毕业，但其所认考之外国语为德文、法文、或俄文，则有中学毕业同等学历者亦得报考，投考本科英文学、法文学、德文学、俄文学系者必须高等或专门学校毕业”。

学校强调“学科专长”，破格录取了一批学有专长的青年怪才，这实际上是保留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引荐制，保证了一批有着良好的家学渊源和文化传承的书香子弟能顺利进入最高学府，也使学生构成在各自的学科背景、才学专长方面保持了丰富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择才理念后来在西南联大时期也充分发挥了优势，培养出一批在中国近代史上名垂青史的大师级人物。

3．文化精英和相对独立的文化资本

多样性的择才理念有一个前提，就是科学至上。大学是传播文化、科学的学术机构，因此大学最尊重的是独立于政治、经济而存在的文化，教育给予了文化资本最具正当性的地位。招生政策多是社会时局所至。按照这个基本观点来观察，这种多样化的招生政策恰恰是处于风雨交加的年代的高等学府应付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良策。中国传统文人仕阶层的余脉竭尽全力地为大学争取独立的行动场域，让学校独立于政治之外，与政治集团相抗衡，而不依附于当权阶级。因此大学得到了选拔人才的自主权，而只有坚持自己的人才观，才能取得学术的繁荣，培养出一批底蕴深厚、学识渊博的大师级人物。在这个阶段，教育实际上推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精英阶层．给予了文化资本至上的合法性地位，这种文化资本由于具备了与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的兑换功能，因此影响到社会精英地位的获取。

三、被“革命”的教育(1949 -1978)

1．席卷中国大地的“红色风暴”

匈牙利社会学家Tomusk基于对东欧国家改革前后精英生产模式的研究印证了布迪厄的精英再生产理论对于不同社会体制的普遍解释力，并精辟地勾勒出现代国家“阶级革命”的实质和精英再生产的徵像。他断言，人类历史进程中，贵族们凭借世代传袭的财富与地位不断实现着自身的再生产这一事实构成了社会优势集团与无所继承者之间的深刻矛盾。每一次的“革命”都提供了一次彻底改变已有的阶级关系、推翻“反动阶级”的珍贵的机会。随后出现的局面是，旧的再生产链条被打破，新的格局中谁曾经一无所有的越彻底就越能获得最重要的资本。经济资本或者文化资本的彻底缺失不但是获得权力的必要条件，也是一块在席卷全国的文化革命或者洗脑运动中的“护身符”。然而，新政权很快便需要寻找其他途径来稳固自身的合法性，以免赤裸裸地暴露自身的强权。在另外一项对于匈牙利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教育变迁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社会主义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权建立之初都采取了一系列相当激进的方法以期重新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和平等的教育系统，彻底祛除文化资本或者其他可能转换成权力的资本形式的积聚。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打破原有社会分层格局、建立新秩序的政治需要，国家推行了一系列强政治干预的教育政策来削弱出身背景与教育获得之间的联系，意在彻底改变已有的阶级关系结构，塑造一个新的社会精英阶层。有研究指出，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促进“平等化”的手段，有效地切断了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之间的联系，极大地减弱了教育获得方面的阶级差异，这种“平等化”的程度在“文革”时期达到顶点心。杨东平指出，建国后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的主要制度特征是突出政治、阶级路线政策、城乡二元格局、优先发展高教和重点学校制度等主要体现精英主义的价值和路线。在“文革”前十七年，基于革命理念和社会主义的公平价值与工业化和赶超模式下的效率优先一直处于强烈的冲突之中，毛泽东发动的“教育革命”则为这一矛盾的总爆发。“文革”时期，毛泽东发动教育革命，以政治乌托邦的理想冲击“文革”前的教育模式和教育制度，除了在政治挂帅、贯彻阶级路线等政治化的方面承继“十七年”教育外，其他方面皆”反其道而行之”。通过打击知识分子、下放教育权力、取消考试制度，以破坏性的暴烈方式推进公平。

建国后的几十年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通常被排除在政治权力场域之外，成为工农阶级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文化大革命”期间更被贴上“黑九类”的标签。许多小说中知识分子迂腐寒酸落后的形象可以看作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处境卑微甚至被污名化的一个佐证。这是国家政权在采取强有力的政治手段推翻旧有体制培养出来的文化精英阶层，它的“革命”意义要远远超过“平等”，其实质是在推翻原有的社会格局之基础上建立新的利益格局。

2．“政治压倒一切”的招生政策

特殊年代里，大学成为政治权力主宰和操控的战场，学术必须先服从政治需要，高压的政治环境对大学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大学的人才观不得不发生变化，因为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