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关系是平等的，没有复杂的层级。在大学的学术组织中，“由于教授们都受过专业教育，他们比其他工作人员更能根据专业判断行事，而不是接受上层下达的命令……对教授的行为影响更大的不是管理人员的指令，而是学校的惯例和文化，以及参与人员的背景和社会化程度”[10]。

 

　　与学术组织不同，大学中的管理组织是由一群具有同一管理目标的管理人员组成的。人们常说的“科层制”，可以概括大学管理组织的基本性质。“科层制”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提出的“完全按照理性建立起来的理想化高效率的组织模式的概念”[11]。根据韦伯的理论，“科层制”的主要特征如下：“大规模的组织，科层制是大规模组织的必然归宿；履行一定的社会功能，科层组织负有社会责任，受到公众舆论的监督；专业人员的分工，专业人员各司其职；最大限度地为员工及其家庭提供安全保障；一系列的规章制度，科层组织的活动由一些抽象的规则指引，这些规则塑造出组织的基本原则、氛围、价值观念与使命；权威的等级关系，上级有权命令下属，让其遵循指令行动，但权威不是绝对的，权威与问责不可分离；非人格化管理，领导对员工应一视同仁，如果一个领导对某位员工宽大仁慈，那么，可能意味着对另外的员工苛刻”[12]。体现“科层制”的理念，大学管理组织的特点至少可以做以下几个方面的描述。第一，同一的目标。具有明确且同一的目标是“科层制”组织的典型特征之一，大学管理组织也不例外。大学管理组织的目标即通过管理手段保障教学、研究等各项活动的正常开展，以完成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任务，促进学校事业的不断发展。第二，有权威的等级结构。大学管理组织与其他“科层制”组织一样，内部呈现出金字塔状的结构样态。从上到下至少可以看到最高指挥层（校长）、中间执行层（处长）、底边操作层（科员）这样几个等级层次。层级之间的关系原则上是下级服从上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组织有效的运行，才能实现共同的组织目标。第三，追求效率的文化。“科层制”组织的出现和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形成的权威等级结构，都是人们追求更高效率的动机使然。美国学者斯特鲁普在分析大学中“科层制”的优势时，首先指出的也是其有效率这一点。“美国大型的工业企业都是科层组织。大学虽不是公司，但也有相似性。规模巨大的大学拥有大量的师资、院系、课程、服务。通过科层制的组织方式，可以做到既有效率，又节约成本。”[13]

 

　　三、我国大学中两种组织的主要矛盾及其调适

 

　　上述有关大学学术组织与管理组织之间差异以及各自特点的讨论，为我们认识二者之间的矛盾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学术组织与管理组织在组织成员、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二者之间产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伯恩鲍姆在他的著作中所说的，“教师和管理人员的职责不同，面对的是环境的不同方面，并受其影响，他们的经历也不相同。由于各个层次的管理人员不断增加，管理人员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导致大学都成了‘被控制的大学’。在这种被控制的大学中，管理人员与大学的其他组成人员是相互分离的。其结果是，大学管理人员与教师互不往来，各自为政，只是在一些没有非同类人员参加的会议上，同事之间才进行一些沟通。某些复杂管理技术的运用可能会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14]。

 

　　大学学术组织与管理组织之间由差异而产生矛盾虽说是现代大学办学中普遍面临的一大问题，但在不同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的大学中，学术组织与管理组织之间矛盾的性质、内容不一样，由此而产生的解决矛盾的方法、学术组织与管理组织相互调适的方式也各异。因此，我们在进一步分析大学学术组织与管理组织的矛盾及其调适时，应该由一般回归具体，即由对大学学术组织与管理组织各自特点的一般讨论进入对某一国家如我国大学学术组织与管理组织矛盾的具体分析。

 

　　我国大学现行组织结构的形成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以“院系调整”著称的大学制度改革。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背景下，改革后形成的大学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的高等教育管理及大学管理制度；二是以专业为核心、适应计划经济需要、在统一的教学计划指导下的大学教学制度。这样的大学制度的突出特征是，无论是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大学内部的微观管理，还是大学的教学活动，都体现着政府强有力的领导。这种政府强有力领导的方式还进一步影响着大学内部的组织构成，决定了管理组织在大学中的主导地位。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之后，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改革时期。体制改革无疑是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的重头戏。体制改革首先关注的是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所指出的：“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的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学内部的组织结构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其焦点之一是如何构建适应现代大学制度的学术组织，并充分发挥其在大学中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那么，从学术组织与管理组织的关系视角出发，应该如何认识我国大学学术组织与管理组织之间的矛盾与调适呢？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两点是需要思考的。

 

　　第一，学术组织的科层化问题。什么是学术组织的科层化？顾名思义，就是学术组织的内部结构呈现出“科层制”的特征。学术组织的内部构成应是扁平的，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乎等的基础上。“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权力去检验自己不同于专业同行的观点。结果形成了强烈的社团意识，即不论年龄和地位差别，学者必须尊重各自的独立地位。用制度的术语说，它要求有一种结构，其中的成员有平等的权力参与决策，而每个人有权按自己的方式处理问题，只在最低的限度上受学校的支配。”[15]如一些国家大学的学院设立教授会，教授会成为学院的决策机构，所有教授在学院事务决策中享有平等的权力，院长由教授选举产生。而我国大学的学术组织却不是这样的。从学院一级来看，院长、系主任、教师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等级结构，在学院事务的决策过程中，没有一种保证所有教师享有平等权利的制度环境。从学校层面看，许多有关学术事务的决策，要么由管理组织做出，要么由科层化的学术机构做出。此外，学术组织的运行也染上了“科层制”的色彩，譬如，过分强调对学术研究的目标管理，过分追求学术组织的效率等。学术组织的科层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深刻的，它不仅影响学术组织的健全发展，而且还影响学术研究的顺利进行，难以形成良好的学术文化。我国大学学术组织产生科层化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观念方面的因素，如学术自由的理念没有真正被人们所理解，并体现在制度、组织与规则中；也有历史方面的因素，大学的学术组织建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受到应有的对待；还有社会环境方面的因素，如“官本位”、大学行政化的社会倾向等。

 

　　第二，学术组织与管理组织的不平衡问题。从本文第一部分有关大学组织形成的历史回溯中可以看到，学术组织是大学与生俱来的。经过几百年发展的大学，就其整体来说，不仅作为教育组织，同时仍然是一个学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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