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经常工作的问题，“党、群众组织、军队、企业、机关，都要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要把经常的组织工作、经常的宣传教育工作建立起来”[3]314。结合两个讲话不难看出，“做好经常性工作”是对全党工作，尤其是思想政治工作提出的迫切要求和具体建议。因为，只有经常化、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才更能抓住中心，与当时当地的具体斗争要求相结合，也才能真正地打到敌人的痛处，并与人民的利益更密切地结合一致”[3]62。而这一方法的实质就是利益调查、发现、满足或疏导的过程，就是要通过细致深入、一点一滴的工作发现群众最根本的物质利益要求。而这种“经常性”的方法首先体现在教育时间的频度上，就是要反复不断地关心群众的物质利益问题；其次体现在教育宣传的深度上，不是高高在上、纸上谈兵，而是要深入到基础群众当中，深入到具体的生活当中，结合具体的物质利益进行宣传教育。

    （二）注重对群众利益问题的宣传解释物质利益问题是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利益的增加或者减少、维护或者牺牲都需要进行适当的引导，才能实现物质到精神的转变。对于那些利益得以巩固或增加的群众，要通过宣传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党和国家在对他们利益的巩固与增加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从而产生由衷的爱党爱国之情；对于那些面临利益减少，甚至牺牲个人利益的群众，更加需要耐心的说理解释，使他们明白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一致性，并使他们感受到这种牺牲的光荣与意义。

    宣传解释法不但适用于革命时期的广大农民，更适用于改革时期面临利益调整的各个阶层群众。1979年11月，邓小平提出“如果我们各个单位真正把国家面临的问题给群众讲清楚，甚至把今天的困难同一九六二年的困难做个比较，还把我们现在采取了什么办法来克服困难，都向群众讲清楚，群众的情绪、群众的反应肯定不同。只要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地做工作，把道理向群众讲清楚，就能得到群众的同情和谅解，再大的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1]228-229。

    这里邓小平从历史与实践的高度，严肃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宣传解释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各项改革刚刚起步，各个阶层的利益面临新的分配与调整，同时，改革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一定的问题。面对种种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新情况与新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运用宣传教育的方法进行明白透彻的说理讨论，使群众坚定信念，为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营造良好精神氛围。

    （三）实际工作中始终坚持物质激励原则与精神激励原则的有机结合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是贯彻思想政治教育物质利益原则的典型方法。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而要使教育对象的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和持久保持，就必须把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做到既见“物”，又见“人”，才能有效地贯彻思想政治教育物质利益原则。

    邓小平在谈到调动积极性问题时，深刻指出“除了精神上的鼓励，还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励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这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1]51。在谈到按劳分配原则时，邓小平还专门提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作用，提出“我们实行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方针。……这是必要的。

    但物质鼓励也不能缺少。”[1]102。邓小平的重要论述，不但深入阐释了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的重要问题，还深刻指出了二者的辩证关系。物质鼓励满足的是人们的物质利益需求，而精神鼓励着重精神需求。而这两种需求存在需求层次、作用效力和持续时间等方面的差异。因此，缺乏精神鼓励的物质鼓励，只能停留在物质利益追求的层次，长此以往，必然滑入物质的泥潭；从长期和普遍的意义上看，缺乏物质鼓励的精神鼓励，只能是空洞的说教。凭借这种方法培养出的革命精神将难以发挥持久的作用。所以，必须采用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的办法，妥善解决群众合理的物质需要，同时发挥精神鼓励的积极作用，实现物质到精神的转变，树立坚定的革命精神。葺〔参考文献〕[1]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文选（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