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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于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并延续至今的一些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因素所形成的“体制锁定”，依然滞阻着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它使农村的制度变迁在“路径依赖”的基础上陷入了一种低效率的状态。因此，努力突破当前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所造成的“体制锁定”，实现良性的制度变迁，是当今推进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文化传统；体制锁定；路径依赖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l1008 - 6463( 2010)01 - 0068 -04

自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农村建设以来，无论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是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也应该看到，产生于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并延续至今的一些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对进一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形成了某种“体制锁定”，它使农村的制度变迁进程在“路径依赖”的基础上陷入了某种低效率的状态。由此，如何努力突破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所造成的“体制锁定”，实现良性的制度变迁，对于当前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推进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路径依赖”与“体制锁定”的理论阐释

路径依赖( path dependence)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名词，它是指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 positive feedback sys-tem)的体系，一旦在外部偶然性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取代。路径依赖最先是生物学家用以描述生物演进路径的。后来，“路径依赖”被用来描述技术变迁过程中的自我积累、自我强化性质，即指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收益递增性质。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诺思( North)进一步把技术变迁中的正反馈机制扩展到制度变迁中，用“路径依赖”概念来描述过去的绩效对现在和未来的巨大影响力。他指出，一国的经济发展一旦走上某一轨道，它的既定方向往往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所以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着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而制度给人们带来的规模收益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并最终使得制度变迁可能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轨迹：当收益递增普遍发生时，制度变迁不仅得到巩固和支持，而且能在此基础上一环紧扣一环，沿着良性循环轨迹发展；当收益递增不能普遍发生时，制度变迁就朝着非绩效方向发展，而且愈陷愈深，最终“闭锁”在某种无效率状态。这种“闭锁”一旦发生，要想摆脱就十分困难，往往要引入外生变量才能打破。

在诺思看来，路径依赖是制度变迁过程中一种不可忽略的现象。而路径依赖一般总是先从认知层面开始，经过制度层面，最后达到经济层面。正是由于认知的路径依赖，使得制度也呈现出路径依赖的特性。而人的认知本身又是受一定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所制约的。这意味着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在制度渐进的演进方式中起着重要作用，是路径依赖的来源。尤其文化传统，是历史长期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内化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之中，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其“惰性”往往一时难以改变，因循的趋势也会持续下去，因此其本身常常滞后于社会变革，是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中一种具有惯性和滞后性的因素，它们往往会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新正式制度安排中，使新正式制度安排带有某种“旧”有的痕迹，从而导致路径依赖现象的产生．正如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所言，文化通过观念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持续地影响和控制着人们的行为，这种调节作用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以至于我们在面对其他文化和观念时才能进一步认清我们自己的文化特征。

正是文化传统的这种内生性、稳定性、持久性的特点，使得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定社会或区域的文化环境对该社会或区域的制度演进和变革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直接影响到正式制度的实施效果。在这种文化环境中，一种新的制度，即使设计得再好，如果它面临着与之相悖的文化传统并且势力相当强大时，再好的制度也只能退缩，让位于这种强大的文化传统。这正是文化传统的“体制锁定”功能发挥功效的机理所在。

二、文化传统对农村“体制锁定”的表现

在我国文化传统中，有许多积极的因素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去大力提倡和发扬，如“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思想和“自强不息”、“穷则思变”的观念就为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原动力，也为之指明了发展的方向。但也不能不承认，在文化传统中，还有一些思想和观念是比较消极保守的，如墨守成规、求稳怕变、害怕风险、重义轻利、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等等。这些守旧落后的思想在农村闭塞落后的地域环境的制约下，更进一步固化，形成了日益严重的制度变迁惰性，以至形成了制度演进中的“体制锁定”。

（一）小农意识的根深蒂固束缚了农民变革创新的步伐。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自然经济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守土恋家、小富即安、知足常乐、墨守成规、求稳怕变、害怕风险、患寡而患不均的小农思想意识在农民身上普遍存在，造成了人们市场观念、契约意识的缺乏，使得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安稳、宁静、与世无争的生活，更“使人们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以至于孙中山感叹中国农民不思变通，不敢为主人；梁启超感叹中国农民乏独立之德，乏自由之德；陈独秀感叹中国农民狭隘、愚昧，麻木；胡适感叹中国农民知足、自欺自慰、安命不争。

在这种文化心理模式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农民自然会对充满竞争的市场环境、利益主体的角色转换、经商致富的价值追求、等价交换的市场理念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不适应性，有时甚至对发展市场经济有一种内在的抵制心理，这就大大束缚了新农村建设中制度变革和创新的步伐。

（二）农村的不良习俗阻碍着制度变革与绩效的发挥。

作为社会意识的风俗习惯，以它独特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生活。它与市场调节、政府调节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很大不同。其主要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认同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原则来规划生活，它完全不像政府调节那样，由来自外部的行政力量介入经济生活。而习俗一旦形成，就具有较强的稳固性，就会以一种不自觉的、无形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习惯，乃至人们的思维方式。正是在此意义上说，良好的社会习俗对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特别是对制度变革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因此，我们党长期以来非常重视农村移风易俗的建设工作，这对于推动农村经济建设、创造社会主义新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正如我国现代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曾经指出的那样，在急剧裂变的现代社会生活中，那些过时的旧风俗、旧习惯等的灭亡过程，并不是那么简单顺利的．人们的思想在“趋新”的同时，往往有“恋旧”的一面。如今，诸如封建迷信、婚丧大操大办、早婚、重男轻女等不良习俗在全国许多农村还依然存在。这种不良习俗与制度建设中所倡导的科学、民主、法制等价值理念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不但影响着农村的制度变迁，还制约着新农村建设中制度绩效的发挥。

（三）浓厚的“官本位”思想阻滞了农村基层政府的职能转换。

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和小农经济形态使中国形成了独特的“官本位”的文化传统。农耕社会对权威的服从、血缘宗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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