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身份等级关系的固化、官僚体制对等级特权在体制上的安排、官僚阶层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和控制、科举制度对社会精英阶层价值取向的功利性引导和传统的以人伦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体系对礼治的尊崇等，所有这些因素汇聚在一起，相互交织，相互强化，共同构成中国官本位思想生发的根源。在这种由种种力量汇聚而成的传统社会氛围下，不论社会精英阶层还是黎民百姓，都不可能摆脱官本位思想的影响。由此形成了“学而优则仕”、以官为本、重官轻民、权力崇拜的浓厚的“官文化”，以及“人治高于法治”、“集中高于民主”的政治作风，也产生了权大于法、情大于理、关系大于能力、依附强于独立、身份胜于实力等种种现象。而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全能政府”模式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传统的理念，使政府手中拥有着极大的权力，无所不包，无所不管，也使政府机关工作成为抢手的“铁饭碗”，这些都进一步助长了政府公务人员的“官本位”思想。在官本位狭隘的权力视野中，人们普遍重权力轻权利、重集权轻分权、重上级轻下级、重官员轻百姓、重权力轻责任、重管理轻服务、重束缚人控制人轻解放人开发人。长期的人治传统使得农村地区的一些基层政府官员习惯于用过去官僚主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来思考、处理问题，总是摆出一副管理者的架势，层层设卡、关关审批，人为地设置各种繁琐手续刁难企业和办事人员，政府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仍比较突出。正是由于在观念上没有真正摆脱“官本位”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地区的投资环境和政府形象，从而制约了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四）“重人情、轻制度”的传统观念弱化了农村各种规章制度的实施。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讲人情，走关系的文化传统，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存在。费孝通曾经说过：中国的社会结构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格局是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目的就是借助人情关系来改变和提升自身的境遇。这种关系网络的建构使中国成了一个异化的“关系社会”，在关系社会里，由于社会秩序不是通过契约来维持，而是通过关系来维持，关系就成为左右社会心理认同的重要因素。事实上，社会人类学已经证明，在人类社会从自然蒙昧走向社会文明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转型，这种转型必然使人们从重视关系向重视法律转变。然而，由于中国封建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血缘关系属性的宗法制度，在这个封闭体系中，人情关系不断强化宗法制度，宗法制度又反过来强化了其对血缘关系的文化认同。由此使得这种制度具有了稳定社会秩序的内在机制，要想打破这种机制就显得异常困难。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更深，加上人们的契约意识、法制意识相对较弱，这种“讲人情，走关系”的人文传统表现得就更为明显。这对正式制度是一种极大的腐蚀，它使制度异化，导致公平、公正的缺失，导致权利和利益的失衡，也导致组织的低效和涣散，其破坏性相当严重：人们办事找关系，关系疏通权力，权力修改程序、背离制度、危害法律，使政府的制度权威和社会公序良俗受到腐蚀、削弱和摧垮。在农村的制度变迁进程中，这种落后消极的文化传统只会导致好不容易建立的先进制度被逐渐消解、退化。

三、推进文化传统创新，突破“体制锁定”

诺斯曾强调说：“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我们必须仍然考虑这些制约因素。”这足见文化传统在社会演进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尽管作为一种长期历史积淀与文化演进的结果，文化传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意识形态、习俗观念等作为人类后天习得的产物，又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可以通过教育以及“干中学”的方式，来推进文化传统的创新。当前，要想突破文化传统对农村制度变迁的“体制锁定”，必须要努力构建开放性的文化结构，通过注入更新的、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来带动文化传统的创新，还要借助多种途径、多种形式来大力传播这些新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伦理规范等，并使之内化于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当中。当前应从这样几个方面人手：

（一）大力发展教育，强化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人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社会是建立在人的独立性基础上、靠民主与法制治理的社会，其活动主体必然是具有高素质的现代人。正如美国著名的现代理论学者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所论：“那些先进的现代制度要取得成功，取得预期效果必须依赖运用它们的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惨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清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落后、愚昧、腐朽思想意识对人的影响和侵蚀，提高人们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促进人的现代化，就成为推进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关键所在。当前要想充分发挥文化塑造人的作用，首先就要大力发展教育，强化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是蕴涵于人自身中的能够被激发出来创造价值的源泉。它既包括人的智能和体能状况，也包括价值观、伦理观等意识形态，其中后者更为重要。事实证明，受良好意识形态支配的人力资本可以更好地发挥其智能与体能，更好地促进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必须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当前正因为农村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相对落后，特别是现代科技文化的落后，使人们只能接受传统生产方式，固有的生活生产习俗不易改变，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也会受到限制。要致富先治愚，因此，必须要强化义务普及教育，提高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巩固在校率，普及科学知识，不断提高其文化素养，逐步打破贫困人口在愚昧水平上的再生产。通过规模化的学校学习或培训不仅能够促进人们的认知能力不断更新、知识不断增长，还能改进人们的价值观，发掘潜能和激发创造力。只有当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文化规范包括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被人们自觉地作为行为准则，人的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新农村建设中的制度变迁也才能实现跃升。

（二）打破地域隔绝，通过进一步的开放带动人们观念的转变。

与外界信息交流相对隔绝的地域特点，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头脑中陈旧观念的改变。因此，必须要打破地域隔绝，最大限度地实行开放，把农村的发展与城市密切联系起来。一方面要鼓励城里人到农村来创业，另一方面还要积极组织对外的劳务输出，让固守在贫困土地上的人们走出原有的生活，让人们亲眼看到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富裕程度、接触那里的先进思想观念，从而使他们开阔眼界，走出原有生活的巢臼。这样做，不仅能促进信息的沟通和商品的流通，扩大市场范围，促进分工和商品生产向纵深发展，从而进一步改善农村的经济发展条件。更重要的是，可以把城市先进的思想观念、富于开拓冒险的精神带到农村来，让外界的新思想新观念影响和改变农民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促使他们观念更新。

（三）加强宣传工作，从思想观念入手，传播、灌输新思想新观念。

要充分发挥宣传部门的作用，通过各种报刊、文艺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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