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也能使原先微弱的精神需求逐渐强烈，发展为坚定的理想信念，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1943年1月邓小平提出“，必须注意群众的教育，特别是使群众从自己的经验中相信我们主张的正确。任何脱离群众、不问群众态度如何的干法，必然要失败的”[3]58。1985年9月邓小平又提出“群众从事实上感觉到党和社会主义好，这样，理想纪律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才会有效”[2]144-145。

    这里提到的“群众自己的经验”与“事实”主要指物质生活得以改善的事实和经验，其本质上都表现为基本物质需要的满足。在这里，群众的生活问题属于低层次的物质需要，而“理想纪律”、“共产主义理想”和“爱国主义”则属于较高层次的精神需要。因此要想使群众产生一定的精神需求，必须首先满足一定的物质需要，然后通过“理想纪律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才能使人们树立理想纪律信念、共产主义理想和爱国主义情怀。

    三、物质利益与革命精神辩证关系的历史经验总结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物质利益向革命精神转变的有效途径，但是要实现这一转变必须借助一定的方法。邓小平认为做好与群众利益相关的经常性工作、注重物质利益问题的宣传解释，坚持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是实现这一转变的三种基本方法。

    （一）做好与群众利益相关的经常性工作1961年10月，邓小平在接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同志时，提出“我们党的历史，我们党的传统，有热闹的形式，但归根到底，我们是实事求是地做深入的工作。为什么我们过去在农村做到工作那样好？就是因为做到深入。……我们要把大量的工作放到群众中去，同因此，仅凭借物质利益的满足与丰富而不借助其他手段，不一定能促成革命精神的产生与持续。而对于革命精神的培育所需要的物质条件是否越多越好，邓小平同志强调“，学习和培养这些革命精神，并不需要多么好的物质条件”[1]367。

    关于物质利益是培养革命精神的必要条件的观点，邓小平不仅在质的层面上对二者关系进行一种描述，同时也在量的层面进行了规定。从而揭示出物质利益与革命精神培养之间虽然具有某种必然的互相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性，在物质利益满足到一定程度后，甚至还将出现一些不利因素。这一思想集中探讨了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如何认识与处理群众的物质利益需求与革命精神培育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一重要问题。邓小平始终认为，坚持物质利益是培育革命精神的必要条件是正确处理物质利益与革命精神培育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二、意识形态教育是引导群众从物质利益向革命精神转变的中介从理论意义的层面上探讨物质利益是培养革命精神的必要条件，仅仅是理解这一观点的出发点。而要真正落实这一观点，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物质利益向革命精神转变的实现途径。邓小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物质利益向革命精神转变的有效实现途径，并从教育对象、教育内容和教育效果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释。

    从教育对象来看，邓小平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是帮助广大群众认识物质利益，形成革命精神的有效手段。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方面打破了“文革”对人们物质利益追求的长期禁锢；另一方面，各种封建腐朽思想和西方自由化思想也交织着对广大群众的利益观念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与冲击。同时，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极大萌生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一时间“一切向钱看”取代了“敢于牺牲、甘于奉献”的革命精神占据了许多人的头脑，舍义取利成为普遍的行为准则。人是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因素，思想战线日益严重的精神污染，对人们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必将影响到生产力的健康发展，影响社会主义事业的正确方向。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提出要培养“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2]190。这一重要论断将物质利益与革命精神在教育对象的层面实现了有机统一。这首先表现为教育对象思想上的有机统一。教育对象不是普通的人，而是兼具物质利益与革命精神的人。其次表现为教育对象认识过程的统一。在物质利益与革命精神产生的过程中，必须先有物质利益，其后在“为之而奋斗”的过程中才会产生“坚定信念”，缺少了哪一个环节，都无法实现这种统一。可见，邓小平认为革命精神的实现，首先要“认识”到利益，其次要“有”坚定信念。而教育对象无论是“认识”利益，还是保“有”信念，“首先要向青年进行有理想、有纪律的教育”[2]191。所以，思想政治教育是从物质利益通向革命精神的中介桥梁，是物质利益向革命精神转变的有效途径。

    从教育内容来看，邓小平提出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内容中充分体现广大群众的物质利益与革命精神的一致性，有助于革命精神的培育。在谈到思想政治教育宏观内容时，邓小平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2]190。在谈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内容时，邓小平说“，在我们目前经济生活还面临一系列困难，还需要进行一系列调整、整顿和改组的时候，特别要着重宣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道理”[1]176。以上论述充分表明，要实现物质利益向革命精神的转变，必须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体现关乎群众物质利益的相关内容，并且注重将宣传教育的重点落在物质利益与革命精神的一致性上，使广大群众从物质利益的满足与喜悦提升到革命精神的树立与坚定。

    从教育效果来看，邓小平认为只有高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实现物质到精神的转变。“需要动力系统的优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结果有效性的具体表现之一。可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既能使人的物质利益需要发展为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也能使原先微弱的精神需求逐渐强烈，发展为坚定的理想信念，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1943年1月邓小平提出“，必须注意群众的教育，特别是使群众从自己的经验中相信我们主张的正确。任何脱离群众、不问群众态度如何的干法，必然要失败的”[3]58。1985年9月邓小平又提出“群众从事实上感觉到党和社会主义好，这样，理想纪律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才会有效”[2]144-145。

    这里提到的“群众自己的经验”与“事实”主要指物质生活得以改善的事实和经验，其本质上都表现为基本物质需要的满足。在这里，群众的生活问题属于低层次的物质需要，而“理想纪律”、“共产主义理想”和“爱国主义”则属于较高层次的精神需要。因此要想使群众产生一定的精神需求，必须首先满足一定的物质需要，然后通过“理想纪律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才能使人们树立理想纪律信念、共产主义理想和爱国主义情怀。

    三、物质利益与革命精神辩证关系的历史经验总结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物质利益向革命精神转变的有效途径，但是要实现这一转变必须借助一定的方法。邓小平认为做好与群众利益相关的经常性工作、注重物质利益问题的宣传解释，坚持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是实现这一转变的三种基本方法。

    （一）做好与群众利益相关的经常性工作1961年10月，邓小平在接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同志时，提出“我们党的历史，我们党的传统，有热闹的形式，但归根到底，我们是实事求是地做深入的工作。为什么我们过去在农村做到工作那样好？就是因为做到深入。……我们要把大量的工作放到群众中去，同他们一块生活，一块活动，一块说笑，一块下棋，然后去做工作。一不要党气，二不要团气”[3]288-289。在1962年2月，邓小平再次提出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