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效率和世界的总产出。象一国之内进行劳动分工会大大促进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福利一样，基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同样会大大提高整个世界的福利，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第二条理由，即基于规模报酬递增的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同样会促进世界整体的生产力和福利。这是因为现在很多产品已变得非常复杂，往往由几百种、乃至上千种零部件组成。如果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即随着产量的扩大，零部件和成品的平均成本递减，那麽最好的安排是各国集中生产自己力所能及的几个零部件，再运到一处总装。由于每个国家都以整个世界为市场，产量可以很大，因而平均成本可以降得很低。由于集装箱技术的发展，运输成本已大幅减少。加上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传递用于协调和管理世界各地生产的信息及其处理成本大幅下降，组织国际分工的成本急剧减低。所以各国会有强大的动力，参加这种国际分工。而且，参加的国家越多，平均成本可以降得越低,因为它们的产品可以面对更大的市场。[xvii]采取闭关自守政策的国家必定只能以本国为市场，各种产品的产量不可能很大，因而平均成本必然很高，根本无法同参加国际分工的国家相竞争。加上各国日益意识到，世界虽然人为地分成许多政治单位，从生态，环保、资源、和人文的角度看，地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国必需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共享地球上有限的资源和防止全球生态的进一步恶化。

2. 早期经济全球化遭遇的曲折

经济全球化并不始于今日。自古以来各国之间便有互通有无的贸易。15世纪以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西欧国家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但发现了通往旧大陆的新航线，更发现了通往新大陆的新航线。它们对各国的诉求一开始往往局限于从当地的执政者那里获得自由贸易的许可，包括在当地居住，和当地居民正常交往，从事生产、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的权利。[xviii]民族之间的这种互动有其必然性和历史的进步性。这是因为当时的先进国家提倡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客观上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是，当时世界其余地区对先进国家的诉求的互利性并无共识。各国间也尚未建立普世接受的国际法原则，用于仲裁、处理各类争端。连中国这样在当时来说还不算落后的国家，都对先进国家的诉求简单拒绝，并退而采取闭关自守的国策。例如在明、清两朝的相当一段时期，中国只允许外国商人在其国土的最南端的广州从事贸易。即使在广州，中国政府也只允许他们住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而不得与中国居民混杂。中国政府当时自认为天朝大国，地大物博，无求于人。允许外商居于广州的一隅，已是对外商的大大开恩。[xix]但是将外商圈于一隅的做法，在外商看来，显然不是自由贸易的正常做法，因为外商无从接触广大民众，促销自己的产品。当时外商尽管受到岐视，因为对中国的商品情有独钟，仍然大量采购，造成单向性贸易赤字，外国的白银滚滚流入中国，几乎使世界的货币流通体系崩溃。[xx]无怪乎外商对贸易赤字的与日俱增要耿耿于怀，非要挽回局面。后来英、法等国进行的肮脏的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自然是对此的反弹。尽管道义上应对贩毒和发动侵略战争的劣行予以谴责，但中国作为战败国已大吃其亏。其后的一百多年因为落后，处处被动挨打。今天看来，英法当年一开始关于自由贸易的诉求并不过分，实际上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对此，中国当时的执政者视而不见，一味抵制，实在是十分不智的。

如果说象中国这样的有几千年文明和法律传统的国家，当年都无法接受先进国家自由贸易的诉求，处于野蛮或半野蛮状态的民族或部落对这种诉求更缺乏理解的能力和合作的文明基础。外商和这些民族打交道，往往缺乏人身安全，更不要指望对自己的日常经济活动和契约的执行提供法律保障。当年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许多地区，不是缺乏稳定的政权维持社会秩序，便是缺乏完善的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部落之间的偷袭、掠夺，绑架、转卖为奴，或在公海上明火执仗的海盗行为，是经常发生的事。[xxi]欧洲的先进国家若不首先在当地建立秩序和法律，便无从和这些地区作经济、贸易的往来，更无法从当地获得生产所需的某些资源和产品。这些欧洲国家先后走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道路。它们所犯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的错误，受制于所处的历史条件。而且，这类错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曾经处于强势地位的民族在历史上多少都犯过。[xxii]以当时人们的觉悟，并没有多少人认识到这样作的危害性和非正义性。

不过，我们不能忘记，当年一些欧洲国家在这些地区也大大推动了政治、法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客观上，他们将发展生产所要的资源和产品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满足了生产力扩张和科技进步的需要。我们不能一味指责发达国家所犯的历史错误，而不提他们同时也将先进的生产力，以及科学、文化、教育、法律等文明要素传播到这些地区。它们客观上起了推动生产力前进的作用，特别是推动了本国生产力的前进。今天，我们只能遗憾地说，历史选择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丑陋形式，强制性地将反对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国家和地区纳入了早期经济全球化的轨道，但也使世界迎来了以英国为主导的百年和平，并使19世纪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次高潮，人类的文明获得前所未有的飞跃发展。

令人遗憾的是，正当世界经济走向融合之时，中国的执政者鼠目寸光，奉行了一条十分迂腐的锁国政策。这种做法既昧于历史的潮流，也不代表中国全体百姓的自由意志和长期利益。因为锁国政策的决定和贯彻并非全民公投的结果，只是皇帝出于一私的考虑，害怕给予外商在中国广泛活动的权利，会使“异教邪说”在民间散布，危及自己的统治。然而锁国政策不但逆历史潮流而动，而且最终使中国沦为次等国家，极为短视。中国并没有成为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受益国，反而成为最大的受害国，使人扼腕痛惜，感慨不已。

3. 人类从错误和灾难学得沉痛教训

但是通过实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谋求世界的不断瓜分，并不能给世界带来持久的和平，也不能建立民族之间基于平等的真诚合作。因为既然现存的强国可以通过军事冒险和巧取豪夺，占领别国领土，奴役别国人民，那麽后起的强国自然可以遵循同样的逻辑仿而效之。除非放弃这种弱肉强食的道路，不然人类将面临永无尽头的战争和奴役。20世纪的上半叶仅仅相隔20多年，人类便经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而且主战场并不位于强国和成为其扩张目标的弱国之间，而是位于欧洲最发达的国家之间。以英法为代表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试图维护既存的国际秩序，确保自己的帝国版图。以德国为代表的新崛起的帝国主义则试图推翻既存秩序以获得对外扩张的空间。这些国家一心追求帝国的荣耀和版图的开拓，却遭遇空前的痛苦，蒙受难言的耻辱。同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反抗宗主国，争取独立的斗争风起云涌。在有识之士的引导下，发达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已失去历史的一切必要性。大部分民族至此已建立起近代的社会秩序，接受起码的国际准则。而且越来越多的民族相信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是互利互惠的，因而自愿成为国际分工的一部分。发达国家便不再需要用扩张领土，开拓殖民地，建立帝国的方式获得本国缺乏的资源、产品和海外市场。

所以，在二次大战尚未结束之时，以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代表的先知先觉者，基于美国已经成为战胜德意日法西斯联盟的中流砥柱的事实，运用自己一言九鼎的地位，联合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敦促被战争打得焦头烂额的英国首相，和连领土都已沦亡的法国流亡政府领袖戴高乐将军，同意在战胜法西斯后对世界作更能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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