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占7个百分点 。1989年，这方面的论文明显增加，如戴睿 、张宝群 、张其佑和贾渠平 、张曙光 、马建堂 等人的文章，但基本上是就事论事的现象描述，缺乏高度的抽象概括和深入的实证分析，还没有深入到预期是如何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这一层次的问题上来也就是说。后来，李拉亚出版了《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 一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该书提出了粘性预期理论，并把预期变量引入总供求的行为方程，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从长期来看，粘性预期是一种理性预期，但是从短期来看，它又是非理性的。无论是适应性预期还是理性预期，都把预期具有粘性这一重要的性质排除在外，这是粘性预期理论与之区别的最大特征。粘性预期理论与粘性价格理论相适应，因而，作者将其提出的理论模型称为“双粘模型”。
　　90年代初期以后，大凡讨论通货膨胀的文章都涉及到预期问题。但在理论上有所前进的有两篇。一篇是宋国青 的文章，一篇是是薛万祥 的文章。宋文从两次高通胀期间储蓄倾向的不同和变化考察了预期的作用，认为公众在事前对通胀的预期与事后实现的通胀率有很大的差别，通胀率较高时，不确定性更大。预期的通胀率是一个不能直接观察的变量，作者根据一些事后观察到的变量来反推，说明了1988年人们的通胀预期过高，而1994年的通胀预期又偏低。在此基础上，作者考察了预期变化的真实收入效应，说明储蓄倾向对预期实际利率相当敏感，而价格粘性无法解释持续的高通胀，并据以提出和讨论了通胀惯性和通胀相关性。宋文的特点在于它的实证性和细致性，揭示了很多为一般人忽视了的重要问题。薛文首先讨论了中国预期的性质，认为目前中国公众的预期已经跨越了适应性预期阶段，但由于多方面的限制，又不可能是完全的理性预期，而是介于适应性预期(Aa)和理性预期(E)之间的准理性预期(Pa)。作者设计了一个预期权重(q)，构造了一个准理性预期表达式：Pa=qAa+(1-q)E。在此基础上，薛文从公众和政府信息获得的非对称性以及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博弈出发，对理性预期理论提出批评，指出它只考虑到公众预期及其影响，而没有考虑政府预期的影响，并通过引入Barro-Gordon模型，分析了政府和公众预期都存在时，二者之间的博弈对经济福利的影响，从而得出结论，货币政策（宏观政策）不在于按一定的规则行事，而在于政府政策要建立信誉。同时指出，Pareto最优和取信于民的政策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的：第一，政府效用是通货膨胀的反函数，这等于说政府没有得到通胀税，第二，通货膨胀率与货币供应增长率同比例上升，这是现代货币数量论不接受的；第三，公众只关心通胀而不关心增长，这显然与实际不相符；第四，政府和公众都是理性预期；第五，政府和公众在预期和博弈中是平等的。显然，第四、五两点与中国的情况也不相符。笔者想要指出的是，薛文其所以能够在理论上有所前进，就在于他真正发现了理性预期理论分析的缺陷，将其未曾考虑的因素（政府预期）引入分析，从而在信息非对称和相互博弈的基础上，推进了预期理论的研究。
　　6，关于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效应和替换作用
　　通货膨胀的效应有经济效应和非经济效应、正效应和负效应、暂时效应和持久效应之分，作为分析重点的经济效应也有分配效应、就业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增长效应、制度效应等。其中，增长效应最引人关注，讨论最多。
　　西方经济学界关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有“促进论”、“促退论”和“中性论”等多种观点，不仅有一般的理论分析，而且进行了大量的经验检验。中国学者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也是既有理论分析，又有经验实证，既有人持有上述观点，也有人提出了无定论或不稳定关系论的观点。李运奇和段克胜认为，通货膨胀的经济效应具有明显的时空约束，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非常复杂，概括起来有五种类型：高通胀和低增长、高通胀和高增长、低通胀和高增长、稳定的通胀和稳定的增长、高通胀和稳定的增长 。这种分析突破了把二者关系归结为某种单一正相关、负相关和不相关的局限，提出了从特定的历史条件出发进行考察观点。不足之处这一分析仅限于表象层次，未能深入到二者相互作用机理的分析。
　　在对中国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讨论中，争论最大的是要不要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主张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人提出了多方面的论据。王文宁和李运奇主张征收“通胀税”，把一部分居民收入转移到生产者手中，把消费基金变成积累基金，把投资于长线部门的资金投资于短线部门，通过调整投资结构来改变产业结构 。王建建议用财政向银行借款或透支的办法来发展基础产业，以达到抑制消费、调整结构、弥补物价缺口的目的，并将其称之为用通货膨胀来医治通货膨胀 。持反对观点的人也从多方面提出了论证。张军扩对中国30年来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经验检验，得到二者之间不仅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且基本上呈负相关关系 。朱苏臻认为通货膨胀在短期内能够促使经济的实际扩张，是以人们的“货币幻觉”为前提的；在经过几次膨胀—紧缩—膨胀之后，面对物价持续上涨的严酷现实，人们的货币幻觉基本上为通货膨胀预期所代替 。其实，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既有促进的正效应，也有抑制的负效应，前者是在通货膨胀条件下，如果工资的增长滞后于价格上涨，就能扩大就业和增加产量，也能提高储蓄在收入中的比重，以扩大投资和推动经济增长；或者由于相对价格变动，使资源流向价格上涨快且扩张动力大的行业，从而使资源得到较好的配置和结构得到合理的调整。后者是由于通货膨胀增大了经济主体的决策风险和决策成本，降低了信息积累的价值，鼓励投机活动，使利率扭曲，造成投资过度，为吸收通货膨胀需要消耗大量资源所致。因此，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效应，其最终的实际结果取决于很多具体情况和具体条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90年代以来，理论界继续讨论了这一问题，前进之处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引入预期因素加以分析。吴晓求认为，既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的实现条件是货币工资率的上升慢于价格上涨率而产生大量的通货膨胀利润，但是，通货膨胀预期会使导致货币工资变动（上升）滞后过程缩短和积累能力削弱，不仅如此，通货膨胀预期还会造成过度购买，这虽然有可能造成短期增长和繁荣，但由此引起的经济过程调整，必然会导致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减速和市场疲软的出现，短期增长的效应必然会为后续的经济滑坡所抵消。
　　二是转换了提出问题的角度，讨论了通货膨胀的替换作用或菲利普斯曲线的真实性问题。菲利普斯曲线是出生于新西兰的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在1958年提出的，他通过历史统计资料证明，1861-1913年英国名义工资率的变化与失业率是负相关的：失业率越低，名义工资在一年中上升的百分比就越高，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 。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可以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看成是一个比较稳定的长期趋势，把价格超过工资成本的差额看成是一个大体给定的比率，于是萨谬尔森和索洛把货币工资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替换关系改为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得出了后来流行的菲利普斯曲线 。在发达国家，由于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固定的反向数量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奥肯法则”，借此，可以把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替换关系转变成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替换关系。60年代后半期，弗里德曼依据“自然率假说”和预期的作用，否定了在长期中存在菲利普斯曲线表示的通货膨胀的替换作用 ，这又为70年代出现的“滞胀”现实所证明。70年代，理性预期学说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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