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前者不完全表现为价格指数的上升，还表现为隐蔽性通货膨胀引起的马歇尔系数的上升，后者则基本上表现为价格指数的上升 。
　　二是关于结构性通货膨胀。在现代经济学中，鲍莫尔模型是理解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基础，它把全部经济活动分为两大部门：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的服务部门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工业部门。两部门的生产增长率不同，但其货币工资率却趋于一致，因而，价格总水平的上升是由服务部门价格水平的上升决定的。奥里维拉创立了斯堪的纳维亚模型，把开放的小国经济分为开放部门和封闭部门，前者参与国际竞争，劳动生产率提高快，后者不参与国际贸易和竞争，劳动生产率提高慢，但其工资增长率却不断向开放部门趋近，因此，国内通货膨胀将由世界市场的通货膨胀和两大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来决定。可见，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的关键性假说是，不同部门具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一致的工资增长率。李晓西认真研究了西方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主张在分析中国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时，必须在保持现代经济学关于结构性通货膨胀一般特征（部门结构而不是其他结构）的前提下，突现中国通货膨胀的特点，并认为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最值得关注的部门结构是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关系，由于国有企业的“资金陷阱”和向非国有企业的收入攀比，造成了两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差异和工资增长率的趋近，构成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结构性通货膨胀的主体部分 。这一分析不仅说明了中国结构性通货膨胀所具有的体制性特征，可以说是一种体制结构性通货膨胀，而且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说明了理论上的创新必须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这样才有知识的积累和进步。
　　3，关于通货膨胀的测定
　　在通货膨胀的衡量和测度中，物价指数是一个重要的统计指标。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衡量通货膨胀的物价指数有消费物价指数、批发物价指数和国民生产总值缩减指数。很多学者认为缩减指数是一个比较好的衡量尺度，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和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的《国民帐户》也是以此来度量通货膨胀的。中国国家统计局编制的有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总指数、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在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时，一般使用前两个指数。这两个指标是从消费品的角度反映物价水平的变化，但局限性较大，前者缺少服务价格，后者只限于城镇范围，无法反映整个国民经济的价格变动。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很多人计算了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缩减指数。其实，它们的变动趋势并不一致，且相关度不高，国民收入缩减指数与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全国零售商品价格指数和集市贸易价格指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2、0.83、0.74 。这说明缩减指数有独特作用，上述几个指数在说明价格变动时各有所长，可以结合使用，既可观察消费品价格变动，也可观察生产资料价格和服务价格变动，使通货膨胀的测量和分析深入一步。
　　物价指数虽是测度通货膨胀的主要指标，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除了计算方法上的困难以外，主要是它无法反映抑制性通货膨胀。如果说在市场经济国家中，货币数量与价格水平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物价指数基本上反映了通货膨胀，那么，在计划经济国家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中，由于缺乏市场机制或者市场机制不完善，仅用物价指数就很难正确反映通货膨胀。于是，很多学者主张用马歇尔系数或修正后的马歇尔系数来测度通货膨胀，特别是抑制性通货膨胀。杨仲伟等引入了货币化的因素，将剑桥方程修正为k=m'/m-(y'/y+p'/p+h'/h)，认为货币化是通货膨胀的一个衰减因素，主张用扣除货币化因素后的马歇尔系数来测度半货币化经济的通货膨胀 。吴晓求认为，在经济正常增长的情况下，人们的持币量也会按正常速度增加，这种受收入增长影响而增加的货币量是马歇尔系数变动的一个现实因素，主张用货币的非正常持有权数（货币的非正常持有量占货币持有总量的比率）加以修正，用来测度隐蔽性通货膨胀 。史晋川研究了通货膨胀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某些公开性通货膨胀指标（如物价指数）和某些抑制性通货膨胀指标（货币流通速度递减率和持币系数增长率）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互替关系，这可以用“无差异通货膨胀曲线”来表示，同样程度的通货膨胀既可以表现为高物价上涨率和低货币流通速度递减率或低持币系数增长率的结合，也可以表现为相反形式的结合 。所有这些研究不仅推进了通货膨胀的理论研究，而且对于中国经济运行的政策实践也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90年代中，易纲研究了1979-1994年中国货币量快速增长中货币化因素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他把国民生产总值分为货币化部分（以λ表示）和非货币化部分，得到的关系式为m=-v+λ+y+p，把货币量的增长分解为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货币化程度提高、GNP增长和通货膨胀四个因素，进而解释了这期间货币量的增长率超过了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和，一是由于货币化程度提高，二是由于货币流通速度降低，并考察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指出高额的货币增长并未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反而使中央财政从中得到了巨额货币发行收入，用于对改革中受损一方的补偿 。这一分析不仅在通货膨胀的测度上又前进了一步，而且高度评价了货币化在中国改革中的巨大作用。
　　4，关于中国通货膨胀的成因和机理
　　关于这个问题，理论界从多方面进行了分析。由于通货膨胀发生的具体条件有所变化，80年代和90年代考察的侧重也不一样。80年代的讨论可以作如下概括。
　　商品现象说。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是由于成本推动所致，商品价格提高在先，货币追逐商品在后。结构说、非货币因素说、农业周期波动说 皆属此类。其实，在总需求水平一定或货币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单一成本推动的价格上涨所引起的连锁反应，经过一系列的比价调整而结束，不会引起整个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而全面的成本上升，只有在总需求水平不断大于实际总供给能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货币现象说。认为通货膨胀是由于货币供给量超过需求量引起的。由于中国经济内部存在着自发的冲动倾向，价格水平不断地受到向上的压力，就会导致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在通胀过程中，成本上升和价格上涨一方面使企业收入和财政收入膨胀，而膨胀起来的收入又被通胀吞噬掉，使企业下一轮生产发生支付困难；另一方面，由于预期的作用，价格上升不仅不会降低需求，反而会剌激需求；二者结合在一起，就会使本期货币供给不足，这时如果增加货币供应，就会加剧通货膨胀 。这一分析虽然抓住了通胀的实质，揭示了通胀形成的表层结构，却难以揭示它的深层机理。
　　体制现象说。认为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既有政策操作上的原因，又有体制上的根源，也是改革战略取向偏差的结果。传统体制下固定价格形成的势能，福利化和补贴经济形成的惯性，资源不能流动形成的死负荷，都会推动通货膨胀，而双重体制的过渡性质和重大缺陷，一方面保留了旧体制的弊端，一方面使新体制发生扭曲，经济增长计划在各个行政层次上的多主体扩张和各个主体不断制造结构矛盾，迫使贷款规模不断扩大，造成货币无限供给，成为通货膨胀的深层根源。这一切由于改革战略取向上的偏差和政策操作上的失误而加剧了通货膨胀。由于改革是在机会不均等的情况下，从剌激利益分配入手，是在产权界限不明、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尚未形成约束机制的情况下，过多地放权让利，一方面造成收入分配斗争的表面化，推动了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双膨胀，另一方面，由于信号失真，造成资源配置失当和经济结构失衡，导致有效供给不足，使供求缺口不断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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