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的模型之后，到如今已经走到尽头，以地球有限的资源与信仰分歧的众多人口而论，世界未来的希望在必须恢复中国“调和共存”的理想，做为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与新的千禧的指导原则。[18]而我近时更清楚地体认到儒家传统作为一种终极关怀而言，有着一种奇特的双重性格：一方面“吾道自足”，它是一种与其他宗教传统竞争的内在超越的特殊型态，但在另一方面它是在世界上唯一可以与任何其他传统结合的信仰，对天道与仁心的终极托付并不妨碍一些人士自承为儒家的基督徒或回教徒。[19]由这里可以看到儒家有开放性的一面，决不只是一套封闭的意识型态。这虽不可成为范式，却可以提供一些以往考虑不到的其他可能性。在撰写我的几篇文章时，我还没有看到史威德勒所编的书与《全球对话》的比较宗教专辑这两份重要的文献，读完之后我即写本文以第一时间把内容介绍给华文的读者。我的感想大致可以归纳成为下列几点：首先，我由它们学到许多东西，有些是我从来未涉猎更遑论深思的问题。但与我自己的思想并无抵牾之处。我觉得对于“理一分殊”作出进一步的创造性的阐释，应可解决许多不必要的争议。当然“理一分殊”式的思想决非儒家传统所独有，在世界各传统中都可以找到“差异中的统一”（unity in diversity）的观念。只不过在儒家传统中有广泛的而深入的讨论。这样的资源值得我们重视，可以作创造性的阐释或改造，以开拓思想的新领域，面对由现代走向后现代的挑战。其次，在思想观念的创发与对自己传统的反省与批判上，西方知识份子的努力的确令人感佩，扮演了火车头的角色。相形之下，东方知识份子就一般而论，不是崇洋，根本否定自己的传统，就是采取护教的态度，对于自己传统的批评反省不足。但在强势西方文明的席卷之下，少数学者还能力抗时流，通过创造的阐释或改造，保着自己的精神资源或优良的体制风习，已属难能可贵。往未来看，如何能在万般摧残之下，还能保持传统的命脉，却又能更深入西方的堂奥，撷取其精华，扬弃其偏失，作出新的综合，着实困难重重，而时不我予，旧患未除，新愁又起，不能不有深刻的危机感与沉重的心情。再次，未来所需要的是多维度与多方面的努力。就世界伦理而言，就有两个层次完全不同性质的工作要做。一方面要响应史威德勒的呼吁，作出一个华文的世界伦理宣言的文本，这必定是“极小式的”（minimalist），它可以为不同信仰的人，包括无神论者，所签署。但它不能只是西方文本的翻译，而必须反映我们文化的特色，以及切合我们实际的情况。但我决非一特殊论者，道德伦理、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社会公义有一定的，即使是低限度的意涵。不能随意加以扭曲，来为一些违反正义的行为辩护。也就是说，我反对任何传统的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t）的主张与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的论旨。我仍坚持不妥协的追求“真理”（truth）的态度。只不过普遍的真理因具体的脉络而现，故理一而分殊。正如华尔泽（Michael Walzer）所说，极小式的伦理仍植根（embedded）在一文化传统之内，也就是说，各人背后还是有各人自己的一套。[20]此无伤，故我们在另一方面仍然要努力去建构一套“极大式的”（maximalist）儒家伦理。而且事实上我们必须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才能成为多元中的一元，与其他传统交流，产生多元互济的效果。故这两件工作虽相反而实相成，亟待我们努力来做。而正因为世界各大传统，如亚伯拉罕信仰中的十诫有关伦理的四诫，佛教的五戒，儒家的五常，都有若合符节之处，这才可以找到作成世界伦理的基础。而且如顾亭林说的我们不能徒托之空言，必须见之于行事始能深切着明。所谓知行合一，世界伦理的实践必须始于脚下。我们亟盼海峡两岸能共同努力发展一套世界伦理，发扬中国人的智慧用于当下，来开创一个长治久安的双赢局面。  [1] Dan Cohn-Sherbok, “Judaism and the Copernican Shift in the Universe of Faiths,” Global Dialogue, vol.2, no.1 (winter, 2000), 27.[2] John Hick, “Religion, Violence and Global Conflict: A Christian Proposal,” ibid., 5-6.[3] Anantanand Rambachan, “Hinduism and the Encounter with Other Faiths,” ibid., 65-73.[4] Kana Mitra, “A Hindu Dialogue on a Global Ethic,” in Leonarddler, For All Life: Toward a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a Global Ethic: An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Ashland, Oregon: White Cloud Press, 1999), pp. 172-178.[5] Arjan Kirpal Singh, “The Universal Ideal of Sikhism,” Global Dialogue, vol.2 no.1, 99-108.[6] Mettanando Bhikkhu, “Buddhism and Interfaith Dialogue,” ibid., 74-81.[7] Chung Ok Lee, “A Buddhist Perspective on a Global Ethic Declaration,” indler, ed., For All Life, pp. 179-191.[8] Brian (Daizen) A. Victoria, “A Zen Approach to a Global Ethic,” in ibid., pp. 192-203.[9] Ninian Smart, “Learning from One Another: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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