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105页。[107]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106页。[108]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107页。[109]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105页。[110] 这一点与梁漱溟相似，梁也否认当前儒家文化的纯真性，并不主张保留当前的儒家文化。而辨喜与辜鸿铭则提倡保留全部的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二人皆认为本国文化是世界上真正的精神文化。[111] 参考[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108页。引文见Stephen Hay：Asian Ideas of East and West（《东方与西方的亚洲观》），Cambridge：Mass.1970，P.298。[112] 参考[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109页。原文见Muhammad Iqbal：The Reconstruction of Religious Thought in Islam（《伊斯兰原教旨的重建》），Lahoree，1944，P.186。[113] 参考[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111页。原文见Muhammad Iqbal：The Reconstruction of Religious Thought in Islam（《伊斯兰原教旨的重建》），Lahoree，1944，P.187。[114] 参考Muhammad Iqbal：The Mysteries of Selflessness，Translated by Arthur J. Arberry，London：1953，p32。[115]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111页。[116] 参考[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111页。[117]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111页。[118]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111页。[119]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113页。[120] 泰戈尔尽管不是严格的印度文化主义者，但是他还是认为：“将东方各个分离的文化聚集在一起，最适合的地方是印度，她是亚洲的心脏……将亚洲不同的文化的不同倾向带向一种基本统一的实现，促使东方就其自身的精神目标取得充分的自觉……”。“印度——亚洲心脏”论这一思想与辨喜相同。可参考[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118页。[121]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112页。[122]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125页。[123]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112页。[124]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125页。艾恺指出泰戈尔“以为有一个可辨明的‘东方’的单一文化实体”，这个念头是西方的，而不是东方的。是西方对泰戈尔“最大的一个影响”。参考同上书第126页。[125] 参考[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125页。[126]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113页。[127] 参考[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114页。[128]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115页。[129]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116页。[130]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117页。[131]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128页。[132]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129页。[133] 参考[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129页。原文见Mohandas Gandhi：Speeches and Writings of Mahatma Gandhi（《甘地演讲与著作集》），Madras，1934，p.311。[134] 参考[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129页。[135] 参考[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129页。原文见Mohandas Gandhi：Speeches and Writings of Mahatma Gandhi（《甘地演讲与著作集》），Madras，1934，p.1041——1042。[136] 参考[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129页。原文见Gandhi：Hind Swaraj，or Indian Home Rule（《印度自治，或印度乡约》），Ahmedabed，1946，p.55，58，25，26。[137]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129页。[138] 艾恺认为，根据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文化“三路向”理论，印度与西方是一个连续体的两个极端：西方文化的“意欲”（意志动向）是向前征服环境满足欲望，印度文化的“意欲”则回转过头来要灭绝欲望，两者都依赖理智和抽象、外在的原则（绝对性）；同时追求那些目标都期待达到其逻辑上的极限。另一方面，中国则在中间。中国文化建基于直观而非理智，她是厌恶极端的，是故，中国文化不将任何原则推究到其逻辑的极端。在西方文化中，视本能欲望之满足为“好”，那么愈满足愈“好”，其逻辑终端是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一种类型）。甘地的“好”（或者说印度文化中的“好”）则恰恰相反——是本能的控制与压抑；和西方一样，甘地也将这个抽象原则推论到其逻辑终端：既然控制和压抑人的本能欲望是“好”的，那么愈压抑愈“好”，完全禁欲就是“最好”，其逻辑终端就是绝对禁欲主义（个人主义的另一种类型）。参考[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133——134页。[139]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135页。原文见Mohandas Gandhi：Speeches and Writings of Mahatma Gandhi（《甘地演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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