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于战争年代，叹息那战时平均主义的可贵和难以保持[6]；在“一大二公”狂热中“共产风”、大食堂、军事化等等，正反映了战时平均主义惯性对毛泽东的清晰影响。在毛泽东这里，战时平均主义就不仅仅是特殊环境下的特殊政策，而是同时当作社会目标的追求。
可见，毛泽东在农村集体化运动中所体现的平均主义理想不是源自农民的主体，而是中外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贫民思潮和战时平均主义结合的产物。虽然，毛泽东也曾经批判平均主义，如：1929年批判和纠正过红四军内部的“绝对平均主义”；1942年批判过青年知识分子中的“绝对平均主义”；1948年批判过土地平分工作中的“绝对平均主义”，纠正过部分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和乱打乱杀的“左”倾错误；人民公社受挫之后，他还带头刹风降温，批判“共产风”、“平调风”，并对当时空前猖獗的平均主义进行过有限度然而却是有成效的抑制等等。但是，毛泽东对平均主义的批判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提出了“绝对平均主义”[7]的概念，批的是“绝对平均主义”，实际是流氓式和盲动式的平均主义；这就把对平均主义的批判局限起来了，仿佛平均主义没有错误，只是不能“绝对”。二是就事论事地批平均主义，即在某些工作直接受到平均主义严重危害而无法进行时对其进行批判[8]。这是一种被迫性的认识，批判仅是工作遭受严重挫折时的一种暂时的限制或战略性的退却而已，随着具体问题的解决或困难的缓解，对平均主义的批判不仅停止，而且很快旧病复发。三是以社会平均主义批判农民的私财权益意识，即以“一大二公”式的平均主义批判土地革命与土地改革中农民依据当时“重新平分土地”政策实现土地平分的一些具体做法，尤其是批判农民的私有土地或财产的观念，批评他们的主张只是一时的平均，很快将重新产生不均，只有走向“一大二公”的“黄金前途”[9]，才能达到真正的平均。显然，正是平均主义批判中存在的上述三个问题，所以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平均主义从来就没有真正得到过深刻的反省，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空想平均主义理念则基本没有认真进行过清理。于是，平均主义便得以通过社会精英层的主导而实现对农民的全面改造，长期捆住农民的手脚，迟缓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1]毛泽东父亲毛顺生所经营的农民家庭，由贫致富，成为韶山冲的富农，是当地有“小财东”之称的首富。
[2]毛泽东：《致黎锦熙的信》《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9页，湖南出版社， 1990。
[3]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8、21) 。
[4]张允候：《五四运动时期的社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69-194页，人民出版社，1977。.
[6] （美）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南粤出版社，1973。
[7]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第88页，1964。.
[8]参见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12）、《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信》（1931、2、27）、《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3）和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等。
[9]参见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富农问题决议》（1930、6）、《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1931、2、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3、12、16）等；毛泽东的《组织起来》（1943、12）、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49年6月《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合作化运动中有关批评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讲话、报告。 （四）走出平均主义改造农民的阴影
   
半个多世纪以来，用平均主义教育与改造农民的思想与实践，均源自对农民作为小私有者追求私有财产权利的否定和剥夺。笔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没有深入研究，但从学者们的解读来看，马克思是从两个层面上来谈论农民问题的：一是从社会主义革命角度，认为农业的方向是“社会化”和公有制；农民家庭经营即“小生产”及作为这种生产基础的“土地私有”者，相对于“大生产”而言是落后的、是“保守”的、乃至“反动”[1]的，是要被社会化大生产取代的；而且是被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化大生产所取代。二是从反封建或曰民主革命角度，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就是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制度，就是创立自由的占有土地的农民阶级”。[2]农民希望自由地占有小块土地实行家庭经营是其反封建的动力；但作为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农民，是具有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或曰“摇摆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双重性。[3]因为这种两重性，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在解读与阐释马克思理论时出现了不同。秦晖先生最近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的演变和发展》一文中，具体回顾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的对马克思农民理论的阐释。他在文章中提出要对“大生产优越论”、“小农保守论”、“农民改造论”进行慎重反思的同时，认为，“马克思理解的民主革命不是化大私有为小私有，而是化传统共同体为自由私有制的过程”，因此，“马克思对消灭私有制的看法带有浓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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