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怠工方式的普遍抵制，如在集体大田劳动与自留地劳动“两种劳动”中出现“两样干劲”（即生产队里磨洋工，自留地里打冲锋）；最后是全国农民的家庭大包干等等。可以说，这一路走来，都是广大农民对“一大二公”式平均主义的抵制和冲击的确切体现。所以邓小平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20]可见，农民不仅不是“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的追求者，而且还是抵制和瓦解“一大二公”平均主义、冲破人民公社体制的功臣。
 




[1]毛泽东：《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分析》（1925.12）《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5页人民出版社, 1991. 5
[2]毛泽东：《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1921.2.8）《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92页，人民出版社，1981。
[3]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内部版)，第228页，第213页。
[4]毛泽东：《“必须对资本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一文的按语》《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45页，人民出版社， 1977。
[5]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6页，人民出版社， 1964。
[6]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7页，人民出版社， 1977。
[7]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8月6日下午）
[8]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8页，人民出版社，1977 
[9]关于5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是否出现“两极分化”的问题，学术界已有不少文章提出了否定的意见。请参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苏少之文和《四川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田利军文。
[10]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5页 人民出版社，1991。 
[11]毛泽东：《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1921.2.8)《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95页，人民出版社，1981。
[12]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8页，人民出版社，1977。
[13]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1959.12-1960.2）
[14]毛泽东：《“张郭庄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按语》《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44—245页，人民出版社，1977。
[15]毛泽东：《杭州会议的第一次讲话》（1958年1月）
[16]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谈话》（1958年1月）
[17]毛泽东1963年2月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6年10月1日
[18]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26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19]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已被公认为率先搞家庭承包制的地方。其实，根据我当年在农村所见和后来到各地的调查，“文革”前后各地都早就有秘密分田单干的现象。
[2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三）毛泽东平均主义思想探源
    
既然集体化运动的平均主义追求不是受中国农民（指农民的主体部分，下文同）的意识影响，而是中国农民在集体化运动中受到平均主义的空前改造；那么，集体化运动或毛泽东的平均主义思想又源自哪里？ 
集体化运动的领导者毛泽东作为农民出身的中国知识分子，受中国社会古典平均主义的影响是明显。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一个浸润中国传统文化的、农村乡间少有的大知识分子，他熟读经史，喜爱《三国》、《水浒》，敬仰历代传统治国精英，崇拜近代湘籍名臣。这使他能通古今，思未来，就连韶山冲首家“小财东”家庭的优越背景[1]也无法阻止他摆脱农民的思维与超越农民的生存追求。来到省城长沙的青年毛泽东，其涉猎的书籍与获取的知识更为丰富，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礼运篇”到“大同书”，由“患不均”到“均平篇”，由“大同”社会到地上“天国”……在他接受的思想与知识中，似乎有一个连贯一气的东西把他深深吸引，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孜孜追求的尽善尽美的“大同”理想。“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功、立德、立言”当“尽力”于此[2]。无疑，中国历代社会精英这种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思想和执着追求的精神，是我们民族与社会的脊梁；他们描绘的人人平均的社会蓝图，也是一种美好的人类社会理想，是一种精神财富。但是，中国传统知识界长期习惯于商品经济不发达社会的“静止”思维，以“大同”理想社会为追求，就是把整个社会置于静态发展之中，是一种具有浓厚空想平均主义色彩的社会理想，其空想性已被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和历代革命者、改革家的实践所证明。毛泽东这位执着追求真理的知识精英与革命家，同样生活于一个市场经济不发达的社会，受到它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即使他成为共产主义者后，并不是这种影响的消失，而是找到了“阶级斗争”这一实现理想的武器。1949年，当他领导的革命即将胜利前夕，他自信地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言下之意，他已找到了到达大同之路。也就在这同一篇文章中，他曾三次用“大同”来比附新中国将要建立的理想社会，他批判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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