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财富分配方式并不保障人人占有均等的份额，它只是为人们创造财富尽可能地提供充分的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与经济平等正确理解一样，社会公正也不是指竞争结果的平等，而是指竞争起点和竞争过程(即竞争程序和规则)的平等。竞争起点和过程平等的竞争，其结果不管是赢是输都是公平的，如果在竞争过程中刻意保障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剥夺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就像裁判“吹黑哨”确保球赛的某一方必定获胜一样，是对公平竞争原则的彻底否定，只能带来更大的不公正。考察中国历史，古往今来农民都是最大的弱势群体，他们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元朝诗人张养浩曾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大加感叹，无论国家兴亡，老百姓都逃脱不了悲苦的命运，这正是缺少平等和社会公正，弱势群体的利益始终得不到有效保护的结果。应该说，任何历史时期和任何社会制度下，都存在着穷人或弱势群体，在中国，数不清的民众抗暴起义和朝代更替，大都是因为农民利益在与国家利益的恶性互动中，农民常常是被统治阶级和上层社会逼到了生存危机的最边缘，为平均主义思想和实践的出现提供了土壤和可能。所以，实现经济平等与维护社会公正是走出平均主义改造农民阴影的思想基础和条件保证。
建立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走出平均主义改造农民阴影的制度保证。回顾中国历史，我们几乎没有认真地追求过起点与过程的公正。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一直在争论着一个问题——是否“抑制兼并”，（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是否抑制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由于“起点与过程不公正”，抑不抑制兼并都将带来经济的不平等：“抑制兼并”则朝廷禁海圈地，横征暴敛，形成国富民贫局面；“不抑制兼并”，则贪官污吏横行，形成政府和百姓两头贫困、中间的官僚权贵独富的局面。结果更为严重的是，抑不抑制兼并都会导致社会的不公正：“抑制兼并”则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急剧扩张，人民受困于沉重税赋；“不抑兼并”则官僚权贵势力恶性膨胀，人民又会受困于权贵地主的恶性盘剥。随着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最终官逼民反，进而改朝换代。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在“抑制兼并”和“不抑制兼并”的交替循环中，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之中。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这种弊端一直影响到现代，我们仍然热衷于讨论改革速度的“渐进”还是“激进”，但很少关注“起点与过程”是否公正。目前中国社会确实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公现象，但这主要不是指人们的收入存在差距，而是指存在着大量的、用不公正的手段或者凭借对行政权力的控制攫取财富的现象。中国民众深恶痛绝的并不是收入差距的大小，而是那些贪污受贿的新权贵以权谋私。所以，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与其说在于不公平，不如说在于不公正。正在迈向市场经济的我们目前还处在竞争的“起点”状态，市场竞争仍存在许多不规范的现象，规则不公、裁判不公的弊端仍然严重，特别是竞争起点不公（如市场准入、差别税费、负担不公、扶强克弱等）的问题非常突出。这种起点的不公是由“前市场”体制非竞争性的结果不平等造成的。许多表面上“结果的不平等”，实际上是非竞争性原因导致的结果。显然，对于我们来说，更加重要的也许是追求起点的公正，并将其推至过程的公正。舍掉起点和过程的公正，只在结果的公正与否方面争来争去，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现代平等与社会公正观，视财产权益受到保护的平等是人类所追求的最重要的平等之一，视市场经济制度为实现经济平等与社会公正的唯一正确途径。因为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发现别的什么手段能够比市场机制更有效地改善资源配置和更有效地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也没有别的什么手段像市场经济那样能有效地刺激穷人努力改善自己的境遇，调整贫富差距。中国目前严重的分配不公现象并不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而恰恰是这一改革不彻底、不充分导致计划经济旧体制仍然在发挥作用所造成的。行政权力、垄断和既得利益极大地阻碍着市场的发展和自由及公平竞争格局的形成，现有制度上存在的大量漏洞使掌权者有机会以权谋私，一些“公有”资产其实是被某些特权者公共占有了，而普通公民却被排斥在国有资产的处置过程之外，其“国家主人”的身份并不具备真实性。这种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状态几乎贯穿于市场化改革的整个过程，充分反映出计划经济及其所依托的政治体制的极大不公正。所以，在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政府唯有积极改善市场竞争规则的公正性，让公正的竞争机制来调节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财富的流动，使经济发展与平等、社会公正之间保持动态平衡关系。
动态治国思维与社会保障体系是走出平均主义改造农民阴影，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唯一正确途径。中国古代思想家们虽然对社会底层民众的遭遇持同情态度，但却始终找不到一条解救他们的道路，而只是寄希望于“明君圣主”施行“仁政”上。西方思想家认为“明君圣主”是靠不住的，而是要建立一种民主与法治的社会政治结构，通过约束国家的权力来保护民众的权利。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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