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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Baumeister所认为的，自尊（self-esteem）是对自我进行的整体积极性评价，这种整体的自尊对个体行为发展有重要影响[1]。例如，它可能影响个体的攻击性（aggression）。攻击性往往伴有敌意和愤怒等情绪，并体现为言语攻击和身体攻击等外部行为[2]。然而，关于整体自尊和攻击性的关系却为当前很多研究者所争论。
    一般传统的观点认为，低自尊者容易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许多问题行为，如反社会或行为不良。Donnellan认为对低自尊与攻击性的关系有以下三种主要理论解释取向[2]。Rosenberg的社会连接理论（social-bonding theory）认为，低自尊削弱社会连接，从而减少了与社会规范的一致性，增加了犯罪。人本主义心理学家Rogers认为，缺乏无条件的积极自我关注会导致心理问题，包括攻击性。新弗洛伊德主义者也提出了低自尊导致攻击的观点，如Horney和Adler的理论认为，侵犯和反社会行为产生于自卑感，而自卑感源于童年期经历的拒绝和羞辱；Tracy和Robins认为，个体要保护自己免受由失败带来的外部斥责造成的自卑和羞耻，这导致了对他人的敌意和愤怒，从而产生了攻击行为。总之，这三种理论都认为，攻击部分地源于低自尊。并且也有多个实证研究表明低自尊与高攻击性有关[2，3]。例如，Donnellan用三个子研究考察了自尊与攻击之间的关系，对自尊的测量都采用了Rosenberg的自尊量表，对攻击性的测量有所不同，在前两个子研究中分别用问题行为量表中与攻击有关的项目进行测量，都表明自尊与攻击呈负相关，在第三个子研究中采用。Buss和Perry编制的攻击量表进行测量，结果也表明低自尊与高攻击有关，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30[2]。
    但是传统的观点现在遭到了质疑，有研究者提出了高自尊预测高攻击的观点[4]。这些研究者认为攻击行为如打架，是一种需要勇气和信心、并且带有冒险性的行为，而寻求冒险是高自尊者的典型特征，他们更可能表现出攻击性。低自尊的个体相反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在许多带有冒险以及挑战性的情境中，首先想到的是失败，因此他们往往是避免而非主动寻求这种情境，即便是做出一些攻击性的行为，其攻击目标往往是那些相对自身来说比较无助或身体不强壮的人，如成年人选择孩子作为攻击对象，在学校中找低年级孩子的茬[4]。因此总体上是高自尊者的攻击水平相对较高。但一项关于欺负的研究表明欺负／受害类（即被试表现出攻击行为，但是在攻击行为中充当的是受害者的角色）的自信程度较低[5]。这间接表明有攻击性的个体其自尊水平不一定高。
    关于自尊和攻击的第三种观点认为自尊和攻击没有关系。例如，“受威胁的自我”理论（threatened egotism theory）指出，真正和攻击性有关的是自恋，而非自尊[1]。自恋者的自我评价具有高度赞许性，总觉得自己比他人优越，虽然一般其自尊水平比较高（也有极少数较低），但是与高自尊不同，他们具有自我膨胀的特点，还具有不现实、脆弱、不稳定、自我防卫等特性。当面临自我威胁时，自恋个体是高度脆弱的，可能运用攻击作为机制来重新确立自己的自尊或者是惩罚威胁源。如果遭到别人或周围的争议，这种膨胀、不稳定的自我肯定很可能对别人产生威胁，甚至导致暴力事件的发生。Baumeister和Bushman在1998年的研究中，采用Rosenberg的问卷以及Janis和Field的有关问卷测量了自尊，采用Raskin和Terry的问卷测量了自恋人格，并将攻击分为三种类别，即针对侮辱的报复性攻击、转移性攻击（即被试被侮辱却攻击另外的人）、无缘无故性攻击（即被试被称赞而非侮辱却去攻击称赞者），然后考察了自尊、自恋与攻击的关系。结果表明，在三种攻击之中，自尊和攻击之间均无显著相关，而有自恋人格特质的被试攻击性较高[6]。这说明影响攻击的不是自尊而是自恋。
    综上，目前关于自尊与攻击的关系，研究者或者认为二者有负相关，或者有正相关，或者认为二者完全没有关系。为确定孰是孰非，有必要重新检验二者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关于同一问题形成的三种观点之所以差异如此之大，其中的原因之一或许在于没有深入考察影响二者关系的“第三变量”，即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
    中节变量和调节变量都能够解释预测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是二者有差别。如果在考察预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时，预测变量通过变量M来影响因变量，就称M为中介变量[7]。中介变量所起的作用是间接效应，用来说明预测变量是怎样通过它而影响因变量的。在检验中介效应或者中介作用时就要考察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首先假定预测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有显著的相关，预测变量与中介变量也存在显著的相关，当中介变量加入时如果预测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或者回归系数显著降低，就可以认为中介效应较为明显，当该回归系数降低到0时，称为完全中介作用[8，9]。而调节变量的含义与此不同。如果预测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是变量M的函数，就称M为调节变量[7]。具体说，调节变量能影响预测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的方向（正或负）以及强度[10]，调节变量可以是定性的（如性别、种族、学校类型），也可以是定量的（如年龄、受教育年限等）[8]。当预测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强度时强时弱、或者方向上有所改变时，常常要考虑到调节效应[11，12]。如前所述，关于自尊与攻击性的关系的方向和强度的结论并不一致，如果能加入某些重要的中介或调节变量一并考察，可能会更好地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
    基于对有关理论和研究结果的分析发现，自控和同伴关系或许是影响自尊和攻击之间关系的“第三变量”，有可能分别发挥中介或调节作用。Gottfredson关于犯罪的一般理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crime）指出，所有的犯罪以及问题行为的核心在于缺乏自控（self-control）[13]。家庭环境首先对其成员自控的形成与否负有主要责任，如果缺乏亲社会的教育，儿童或青少年很难发展其自控能力。而缺乏自控的个体是冲动的、目光短浅的、不上进的、固执的、易冒险且粗鲁的，并且不关心对他人造成的痛苦，倾向于自我中心或者对他人感觉迟钝。该理论还指出，低自控的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倾向于表现出不稳定的婚姻、同伴关系以及工作，并且在形成与保持友谊方面存在困难，倾向于与他人结束友谊关系，而加入由缺乏自控的个体组成的群体，并表现出较多的攻击行为。只有通过改善自控这种内部心理特质，犯罪以及问题行为才能得以阻止[13]。这一理论被证实能够解释东方人的犯罪以及问题行为[14]。按照Gottfredson的理论，我们认为自控与攻击等问题行为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其他心理特质对攻击的影响可能得通过自控才能其作用。因此，本研究将探讨青少年被试的自控在自尊与攻击的关系中是否起着中介作用，即自尊是不是通过自控才能实现对攻击的影响。
    同伴关系在青少年个性与社会性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与攻击行为的发展也密切相关。同伴关系不良的儿童缺乏向同伴学习社交技能的机会，致使缺乏运用问题解决策略来处理人际冲突的方法和技巧，并且控制自身行为的能力得不到锻炼；而且由于遭到同伴拒绝会对别人的信息产生错误的归因，对别人产生敌对的态度，这些都强化了攻击行为的表现。研究表明，同伴拒绝与随后的攻击等外部行为问题有关[15]；对10岁儿童4年的追踪研究表明，关系攻击与高社会影响、低社会喜好有关，而身体攻击与社会影响有关[16]。Gottfredson指出低自控的儿童更有可能被其同伴拒绝，并选择进入相似的、有问题行为的群体，而更倾向于表现出问题行为[13]。因此，本研究将探讨同伴关系对于自尊和攻击性之间的关系是否有调节效应，同时考察其对自控——这一假设的中介变量是否有调节作用。
    综上，本研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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