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人”的神圣的美的沉思、“人”的惨淡经营的意匠。雷圭元还结合现代工业生产的特点，对图案与设计的分工与合作问题进行论述。他观察欧美各国的设计艺术特点，提出我国“设计专门化”问题，这对当时中国的设计艺术的发展，均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雷圭元的《新图案学》，学术视野广阔，从人类学、现代工业生产、审美创造学等视角，系统地阐述了图案理论和艺术设计理论中的重要的基本原理，是一部当时较为前卫的设计理论专著，代表了我国设计艺术理论40年代后的新成果。

    民国时期，随着现代形态之美术史学科的建立，以及工艺美术研究的需要和图案与设计艺术创作的需要，对我国古代工艺美术史和现代工艺美术史和设计史的研究，也开始进行，并取得相应的成果。

    首先，对于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史的研究，成为中国美术史或中国艺术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仅举几例，以作管窥。

    冯贯一于1941年由汇中印书馆出版了《中国艺术史各论》一书。将中国艺术史分门类书写，是此著的特征之一。此著共分二十章，第一章为文字和书法，第二章为绘画，从第三章到第八章为铜器、陶瓷、玉器、漆器、丝绣、地毯，工艺美术占据重要篇幅。对铜器、陶瓷、玉器、漆器、丝绣等工艺美术的发展历史、制作技术和形式风格，进行了探讨，有的部分还很深入。如第三章铜器，分八个部分，即铸铜的史略、铜器的使用、铜器的形状、铜器的厚料、铜器的花纹和款识、铜器的发现和考据、铜镜的奇绩、铜器的价值。在论到铜器的价值时，冯贯一从铜器中的铭文的文字历史价值说起，再说到其艺术价值。“铜器的种类的繁多，用途的各异，可以考知古时周秦各代社会进化的情况。由花纹式样的变化多端，可以知道当时艺术匠心的发达程度。此外如宗教的发生，思想的线索亦莫不可由铜器铭文中得到甚大的帮助。”[7]历史学家童书业在民国时期对中国古代绘画史与瓷器史进行过深入研究。1945年，他到上海博物馆工作，次年任历史部主任。他利用在博物馆工作的便利，开始研究瓷器史，发表关于瓷器史的论文。

    研究论文和文稿有：汉瓷与晋瓷、古文献上的“越瓷”、郎窑考、明代的青花瓷器、从馆藏六朝陶俑说到六朝陶俑的作风、记馆藏汉代陶俑、略论瓷器花绘的鉴别、康熙“御窑”作者考、原始“广窑”为青瓷说、郎窑再考、“年窑”考略、近代的“广窑”、康熙“软彩”瓷器考。他以博物馆的陶瓷实物考辨和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古代瓷器史进行了有价值的学术探讨。1957年，他在这批论文的基础上，增删成《中国瓷器史论丛》出版。童书业认为，有些研究绘画、瓷器的画家和赏鉴家，虽在绘画技法、古画、古瓷的鉴赏方面造诣颇高，却可惜不懂历史，不能以发展的观点探讨绘画、瓷器史，往往不能放到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而另一些研究历史的人，虽有发展的观点，但对绘画技法、古瓷赏鉴不甚了然，同样对研究工作也大受影响。童书业正好历史与绘画兼而得之，又涉猎博物考古，在绘画史与瓷器史的研究上显示出自己的优势，他用历史的方法研究古代绘画史和瓷器史，考辨了有关问题，对绘画史与工艺美术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傅抱石是中国现代著名画家与美术史论家，他30年代在日本留学,师从金原省吾学习美术史，1935年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他在民国时期出版了《中国绘画变迁史纲》、《中国古代山水画史的研究》、《中国古代绘画之研究》、《中国篆刻史略》、《民国以来国画之史的考察》等论著，此外他对工艺美术史也十分关注，发表《日本工艺美术之几点报告》，此文是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写作的，发表于1935年5月出版的《日本评论》杂志第6卷第4期。他在此文中指出，外国物品，遂夺国货之席，而我国工艺美术几无人问津，但各国多年来为争夺远东市场，加大了对我国工艺研究的力度。日本古代工艺，多借鉴我国技师，明治以后，吸收西洋文化，工艺美术得到新的发展。傅抱石还介绍了日本的小学、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开设工艺美术课程的情况，以及高等美术专门学校、高等工艺美术学校中的工艺美术教育，以及日本学界对中国工艺美术“不遗余力”的研究情况。此文对我国学界了解日本工艺美术现状是有帮助的。傅抱石在文末呼吁：“政府当局，亦不妨仿日本之例，严行监督，励行奖进。有能于某种工艺上获具优越成绩，足为改进之资者，不问专家工人，重表彰之。或定期举行展览会讲演会，增加观摩切磋之机会。吾国工艺美术庶几能复兴也！”[8]这些建议,对发展我国现代工艺，有着积极的作用。1943年，傅抱石还写作了《中国之工艺》,此文被收入《傅抱石美术文集》,于1986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该文稿分玉器、铜器、陶瓷、漆器、织绣五个部分，每一部分都考察最早的源头，论述其发展过程，以及材料、质地、形式上的特征，可以看成是一部中国工艺美术史之大纲。傅抱石大部分时间从事绘画与教学活动，并做中国绘画史的研究，但他仍关注工艺美术方面的问题，从事工艺美术研究。他早在30年代还编写过《基本图案学》、《基本工艺图案法》两书。他是我国现代之工艺美术研究的先行者之一。

    独立的中国工艺美术史专著也开始出版，徐蔚南于1940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美术工艺》一书，分为玉器、瓷器、宜兴茶壶、景泰蓝、别红、刺绣、地毯、竹刻、竹器、宣纸、印刷、画本、诗笺、印章、印泥、墨、美术工艺之书画、玩具、古钱、土山湾。并附插图多幅。徐蔚南在“自叙”中说，他素来爱好工艺美术，被邀请为上海博物馆主持历史部工作后，对工艺美术更感兴趣，曾编二本小册子即《顾绣考》、《上海棉布》，流布颇广，二书均为记录上海著名工艺品之史迹。他在自叙中还谈道，考察“凡略研究中国工艺发展之历史，即可发现我国各种工匠均极勤奋灵巧,然其悉心所注意者,乃为社会之价值，而经济之价值则从不筑其心怀。

    换言之,我国工匠所研究者,为文艺而非科学”。[9]所以，中国之每一件工艺品，务求其精巧细致，在其上所花的精力与时间在所不计，至于作品是否能批量生产，如何能节省时间精力，则不大考虑。“此所谓我国独巧于手工艺而机械工艺不能迅速发展欤？”虽然徐蔚南对那种有关中国有铁匠巧于铁器而不屑于匠代大规模之铁工厂，或因我国有书籍刻工之佳妙，而轻视近代印刷术的陈腐观点不满，认为这是“食古不化”，但对中国传统美术工艺还是要重视，“我国之美术工艺毕竟为我国文化史上之光荣，我人记述一二，或亦未始无益于人世者也。”此书除论述工艺美术中的玉器、瓷器、刺绣等外，还将景泰蓝、竹刻、宜兴茶壶、宣纸、画本、诗笺、印刷、古钱、玩具均列专章论述，比其他著者的工艺美术内容更为宽广，这是本书的特点，此外，他还专章记录上海土山湾。说上海人很多不知道土山湾，但居沪的法国人都知道。土山湾当时属沪郊徐家汇不远之处，属天主教之势力范围，“其地一大美术工艺之工场在焉”。作者记录土山湾天主教开设的育婴堂，最早是1849年设在距徐家汇十余里的蔡家湾，经太平天国动乱终止，1864年迁至土山湾。育婴堂收养6至10岁的儿童或孤儿，先学国文、算术、天主教义，约13岁根据各自特点再学某种工艺，以待日后谋生，19岁毕业。育婴堂中的工程共有印刷、装订、绘图、照相、冶铁、细金、木工、木雕、泥塑、玻璃制作等。如印刷工场,有工友约120人,每年出品印刷物，平均西文约50种，为25000卷至27000卷，中文2500000卷至3500000卷，附装订作坊，“各种样式装订，坚实而简朴，然仍不失为艺术之美。”该章还记录土山湾育婴堂绘画师约40人，有绘宗教画的、有绘于纸、绘于布、绘于石的，或绘于玻璃的，无不精美。特别是花玻璃，为建筑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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