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所反映出的媒介现实中“男主外、女主内”、“男主女次”的性别角色分工,在客观上起着强化角色陈规定型的作用。     刘伯红运用性别观点,对部分报刊性与暴力内容中对女性形象的描写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在这些报刊描写性与暴力的内容中,女性形象首当其冲地受到不同程度地歪曲和丑化,其负面作用是确定无疑且显而易见的。她在文章结尾部分说道：“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色情暴力作品中女性形象大量成为新的卖点(女性形象的商业化)以及色情暴力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扭曲反映,就是这种深刻的不平等的一种表现,同时,对色情暴力作品的讨论和在这些问题上的女性主义呼声,也可能预示着妇女解放进程中的一场更为深刻的革命。” [25]     这一论述同样适用于媒介中女性形象的研究，仅仅认识到媒介中女性形象被扭曲的事实是不够的，它在揭示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同时，同样对女性主义研究提出了更深入的要求。           2. 女性传者研究     这一类研究主要可分为宏观与微观两种视角：关于中国女性新闻工作者的生存现状的探讨和关于中国妇女媒介的发展分析。     第一，宏观视角的样本文章多用调查数据作为论证基础，虽然数量不多，却具有相当的高度与说服力。     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课题组于1994年4月至1995年6月，在全国除台湾省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现状与发展情况作了抽样调查[26]。这次调查是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直接影响下，新中国第一次广泛、权威的关于女新闻工作者生存状况的调查。结果发现：中国的女新闻工作者约占新闻专业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并且享有与男新闻工作者同等的工作权利和获得同等报酬的权利；但女新闻工作者获得高级职务与进入决策层的比例都在10％以下，远低于男性新闻工作者。     《传媒工作者社会性别观念和行为取向调查及对策的战略思考》[27]一文也从社会性别观念角度对江苏省传媒工作者的社会性别观念认知水平进行调查，尝试性分析了大众传媒工作者在不同社会性别观念支配下的社会性别行为取向。文章指出“传媒从业者社会性别认知水平与其社会性别行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个社会性别认知水平较低的媒体从业者，基本处于无社会性别观念行为的状态，其编辑工作也是无性别意识的；一个没有性别平等观念的人无论其如何掩饰其‘男尊女卑’的取向，这种意识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     第二，个案分析主要以同近年来颇具影响的新闻事件密切相关的女性记者为参照，都肯定了女性报道者的作用，但对这一作用的评价并不一致。     2001年在关于进军韩日世界杯足球赛的亚洲十强赛报道中，女性记者大放异彩，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但是女性主义者们却在喧哗背后产生深切的忧思：“虽然十强赛报道给女性报道者带来了量的剧增,然而在媒体对女性报道者的运用上,关注更多的是其‘女性’角色而不是 ‘报道者’角色。” [28] 女性传播者在十强赛新闻大战中的凸现热潮实质上是“各家媒体在以男权话语为主导的背景下，以女性的性别差异为出发点的新闻策划” [29]，将女记者完全等同于性别的符号，定位于男权中的一个循环节，而否认其作为一名记者的个体独立性和自主性，歪曲误读女性传播者在其位置所发挥的具有实质意义的作用。     由此可见，前者从宏观层面整体把握传媒与女性的联系；后者则从对目前国内知名女性媒体或女性新闻工作者的具体关注入手，采用个案分析，观照中国女性新闻工作者的生存现状。          3. 女性受众研究     女性受众研究是我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中亟待加强的一个方面。     零点调查公司曾于1998年10月对“人们以什么方式和途径获得信息”进行过一项调查。在调查的有效样本中,把获得社会新闻及信息“只是当平时的娱乐消遣”的女性占其调查总数的28.1%,男性只有19.7%；而“作为平时行为、决策的依据”的男性为8.1%,女性则只有6.6%。调查结果表明,“男性更多地注重社会新闻与信息的实用价值,而女性则更侧重于娱乐功能。” [30] 在2000年的11月和12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影视专业研究生以北京地区的青年女性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青年女性与娱乐节目的关系”，旨在从文化心理群落行为等层面了解青年女性受众的细分群落、观看模式、女性意识、收视心理和审美情趣。[31]《潮流与风向标——青年女性的收视模式及其变异》的作者也参与了这次调查，她认为“青年女性收看电视娱乐节目的主要目的是放松、娱乐”，她们对娱乐类节目具有自主选择的意识，但电视在青年女性中的传播模式为“娱乐消遣性目的高于信息资讯性需要，情感交流多于理性思维”，其收视心理主要是“对形象外表的注重，对时尚的追逐，对消费享受的关心”，“开放、进取但又享受、肤浅”。[32]     《我国新闻受众中的女性缺席》一文从我国女性接触媒体的行为和她们所关注的新闻内容入手分析了我国新闻受众中所存在的女性缺席现象,并从三个方面阐释了产生这种女性缺席现象的原因:“一、新闻文本中的女性缺席是其直接原因；二、新闻生产部门中的女性缺席是其间接原因；三、传统文化中的女性缺席是其深层原因。” [33]这一分析结果与女性在传媒中形象研究的现实暗合，体现了研究者在“女性在传媒中处于弱势”这一问题上观点的一致。          二、主要研究方法     女性研究是一种全方位的研究实践，“它强调主观性与个人经验的价值”，“既寻求在某些学科传统中工作的途径，又旨在进行突破这些传统的知识革命” [34]，甚至有学者认为女性主义是“挖掘和认识妇女现实的唯一途径” [35]。在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的女性主义研究中，最常见的研究方法有以下几种：          1. 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     早在《女性的奥秘》（1981）中，贝蒂•弗里丹就已经采用内容分析对妇女杂志、广告等大众传媒进行了研究。内容分析的基本假设是：“某个项目出现在文本或广告中的次数、制作者的‘兴趣’或意向，与受众的反应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文本的全部意指，或者制作者通过文本所意指的东西，‘隐藏’在这种关系中，可以靠识别和清点有意义的文本特征来揭示。内容分析被实用地界定为大规模地、客观地、系统地研究所显现出来的内容，它们把计算内容项目用作往后解释的基础。” [36]     总的来说，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它“以量化分析为基本手段”，“通过对传媒中出现的与女性有关的种种‘因素’加以统计与分析”，“致力于最终对某一‘处境’做出一种定性的结论” [37]。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也大量采用了内容分析，如“大众传媒中的女性形象”课题组于1994年8-12月,在代表不同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北京、上海、广州、沈阳和兰州5个地区,按照电视广告样本录制要求,分别于每月3日、4日录取18:00－22:00黄金时段的全部广告,并根据等距抽样的要求对1197个广告逐个进行录入、分析和性别观念评分[38]。统计结果通过研究者的分析和统计工具的计算，通常以百分比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人一目了然。          2. 问卷调查（survey）     问卷调查是社会科学和公共领域中最为严谨和最具科学意味的方法。首先，它“可以从一个小群体人们的经验中归纳出对社会产生影响的焦点问题”，“有助于确认群体之间的差别和这一差别随时间发展而发生的变化”。一些女性学者还使用“二次数据分析”，既开始新的调查又分析别人收集的数据，用以检查理论的正确性。     《女性网络用户信息活动调查》[39]一文就参考“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omNIC）的统计数据，在北京地区随机抽取了30个样本，对正在增长的女性网络信息用户深层次的信息需求、对网络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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