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的许多问题只能停留在表面化的描述而无法给出深层次的解释, 仅仅停留在就妇女论妇女的研究阶段,而对妇女发展与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包括对我国诸多妇女问题产生的历史与现实的背景没有进行理论上的深入研讨，也令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难以达到新的理论高度并有效地面对现实的挑战。          二、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传媒中女性研究的影响来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一些女性作家开始自觉运用女性主义理论进行创作，其文本的共同特征是：描写躯体，以身体写作的方式反抗男性中心主义，用镜像世界进行自我观照和自我体认，在“同性恋”的高潮体验中虚化男人。2002年8月由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社会性别与文学文化研究”研讨会，经过调研和征集，给定了一系列议题，其中比较醒目的是“为什么女性主义在中国学术界不被广泛接受”；有意思的是，这一议题同样适用于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     首先，文学对新闻传播学有着天然的影响力，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现有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脱胎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性别差异的强调以及由此产生的“性别依赖”，使其在理论上容易陷入自我矛盾与冲突：女性要成为“抗拒的读者”，在自我暴露后同样被置于“被看”的境地，在自恋狂欢后不可避免的由“天使”变成了“疯妇”；在很多时候，女性主义者矫枉过正，不是要求成为与男性平等的另一半，而是取代男性甚至超越男性成为对另一半的统治者，从而偏离了对人性的关照。理论上的激进实旨在贯彻中要求以一种女性一元论取代另一种男性一元论，而不是女性主义所倡导的两性之间平等与合作，这一自身矛盾经常成为女性主义被攻击的致命弱点。     其次，当今中国文坛上一些所谓的“女性写作”在相当程度上悖离了女性主义的初衷，堕化为吸引看客的情色写作,甚至有些标榜“以性别为抗争”的作品实际上沦为了“用性别作卖点”的纯“身体”写作。2003年6月19日起，广州某杂志的一位女编辑以“木子美”的笔名在“博客中文站”开辟了一个网上空间，发表名为《遗情书》的私人日记，记述其与不同男性之间的性爱经历。如此偏激的“抗拒的读者”不免引起读者的抗拒，更加剧了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对女性主义的误解与排斥。上述“创作思路”蔓延到媒介作品中，无形中对媒介产品制作者产生影响，助长了媒介对于女性的歧视。     此外，女性形象分析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使用最多的研究方法，笔者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随机翻阅了12篇关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论述文章，有10篇都是以女性形象分析为基础而展开的。文学批评的方法同样影响了女性传媒研究：本文第二章量化分析的116篇样本文章中，大多数都涉及到了媒介（特别是广告）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分析，这一事实说明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并未脱离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过于倚重文本分析的藩篱。研究方法的单一使得目前的女性主义研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重复建设，缺乏振奋人心的创新点和宽广的视域，这也是研究难以深入与扩展的硬伤之一。     三、从方法论角度来看     一门学科要想形成体系，方法论的研究必不可少。目前西方女性学者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所运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七种：深度访谈、田野工作（又称人种志或参与性观察）、调查研究、试验研究、跨文化研究、内容分析以及个案研究等。女性学者舒拉米特·雷恩哈茨(Shulamit Reinharz)认为“女性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而是一种视角”，“常常将作为人的研究者包含在研究过程当中”，“努力再现人类的多样性” [56]。     以此为坐标我们不难推导出以下观点：女性主义研究方法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它强调从女性的自我经验出发,强调研究者作为主体的介入以及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关系,虽然着眼于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但它是一种为了包括女性在内的人类社会而不仅仅是关于女性的研究。     人类学家阿德纳对男女之间的关系作了形象说明:“男性范围和女性范围恰似相交的两个圆,它们有各自独立的部分(男女各自拥有的),同时,又有重叠的部分(男女共同)。” [57]男女不可能完全对立,但差异总是存在。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传播各个层面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揭示女性所处的困境，昭示提高女性地位、赋予女性自主权的途径和方法。     但是在方法论上，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还未能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主要原因就在于研究视角的单一：大多数研究者偏重于吸收西方女权主义对妇女作为一个群体与男权社会整体二者间利益相左这一观点，将“社会性别”(gender)理论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之中，强调二者各自拥有的独立的部分，忽略了二者之间的共性，即阿德纳所说的“重叠的部分”。其实，男性自身也是男权制度和文化的受害者，我们没有理由把文化和制度的性别后果都归咎于男性，这些文化和制度的影响常年不散也跟许多女性持守着传统角色或者从传统的性别规范要求男性有一定的关系。     虽然研究者都承认男女两性的和谐是多元化的基础，但在研究实践中又习惯性的将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对立起来，这样背离初衷的“性别二元对立”思想直接导致了“重解构、轻建构”的单一批判视角，因而其论述常常是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反而破坏了女性主义最根本的多元化原则；同时，由西方女性主义引入的论争式的、尖锐的批判话语，与中国知识界传统的中庸、阴柔的学术话语习惯也发生了冲突，这也是女性主义尚未在中国学术界得到广泛接受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结 语     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的大众传媒在社会文化中扮演的仍是维护既有性别统治秩序、掩盖两性世界的不平等关系、麻痹和弱化女性的性别文化批判力，以使现存男性中心的文化和社会统治更为坚固和合理的角色。因此女性主义认识到要想保持大众传媒中女性的独立和自强，并不能寄托于社会“女士第一”的绅士精神，而应来自传媒中深层意识的彻底觉醒和成熟，来自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成熟。     媒介只有具有了女性意识，塑造自信的、快乐的、主动的、独立的女性形象，珍视女性独特的经验和想法，倾听和记录女性声音，最后将女性文化的含义固定下来，才能创造没有“歧视”与“偏见”的文化。在当代中国媒介中,如何找到被男权媒介所遮蔽的女性的表达方式,从抒写无性别体验到展示五彩缤纷的极具女性意识的体验，不仅是女性主义研究者面临的学术问题，更是关系到社会生态平衡的一道大题。要想彻底的解放女性自身，必须以女性视角直面大众传媒，用女性敏锐力来解读媒介文本，而不是简单地用传统观念简单的理解“妇女问题”。     在新闻传播中展现两性平等的概念，是女性主义者追求两性平等运动中重要的一环，也是本文写作的主旨。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所要做的就是要在传播之林中为女性开辟出一片语言的空间，争取大众传媒乃至整个社会文化之中真正的两性平等。                              参考文献：     1. 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1997年第一版。     2. 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     3. 刘霓：《西方女性学——起源、内涵及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4. 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5. [英] 尼克·史蒂文森著，王文彬译：《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一版。     6. 凯特·米利特著，宋文伟译：《性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7. 约翰·麦克因斯著，黄菡、周丽华译：《男性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

上一页  [6] [7] [8] [9] [10] [11] [1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