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观众”。男人看女人，女人看着她们自己被看，这不仅决定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决定了女人和她们自己的关系。显然，大众传媒中被异化的女性形象是为迎合男性口味和欣赏习惯及心理需求而设计的，女性在其中明显被置于对象位置，即主体被客体化了。这一主客体关系扭曲的直接结果便是一系列“性别成见”的产生。     在一些大众媒介中,女性常以一种边缘角色的形象出现,要么是受害者,要么是害人者,受众看到的或听到的也大多是女性受伤的泪水和悔恨的叹息以及记者为之所表达的并不由衷的同情和惋惜。美国特拉华大学传播学教授辛格诺瑞丽（Nancy Signorielli）的一份调查研究报告显示：媒体对性别身份的影响，在于媒体提供了压倒性的信息表明女性更关注约会和罗曼史,而男性更关注职业。在电视剧中男性处于工作状态的比例为41%,而女性为28%；电影中男性达到60%,女性则为35%。在电视中讨论罗曼史的女性占63%,男性为49%；而电影中女性65%,男性38%。尤其在电影中,也包括电视和伴随的广告中,女性的外表被频繁地评论,在电影中有58%的女性角色被评论到她们的长相,在电视中有28%,广告中为26%。[53]中央电视台研究室的负责人孙秋萍也曾指出,目前媒介对妇女的报道存在着边缘化、报摊化和泡沫化的现象。     当今中国媒介动辄以醒目的标题和大量篇幅，过多过滥介绍各种消费时尚，无疑是对“女性客体化”的推波助澜。在传统的性别观念中，男人因才能获得赏识，女人因美丽而拥有魅力。这样的性别成见等于告诉女性：美在女性那里是有价商品，它可以为女性带来青睐和财富。可以说，这种女性性别有价观念经由传媒的广泛传播，给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带来一种生存压力和误导：一方面，面对传媒不断推出的难以企及的美的形象，女性总有对自我形象关注和对比的心理压力。这种总被审视的客体地位，不利于女性对自我主体价值的认识和开发；另一方面，女性被传媒不断推出的美是女人资本的故事所诱惑，认为美是女性生存的最大价值和追求，从而在自我价值认定上崇尚唯美主义，影响女性对自我价值实现和社会参与的投入，无形中强化了女性在审美活动中的被观赏性和从属地位、女性在追求美丽中的易操纵性，美丽即可获得幸福等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在就业、婚姻、社会生活领域中，对女性年龄和形体的歧视。     由此可见，渗透于文化各领域的各种意识形态帮助了各种机构塑造了社会个体的性别意识，并再生产了传统的性别分工，利用隐性或显性的性别成见重塑了女性的“主体性”，从而使她们自愿接受了妻子、母亲的性别角色，甘愿处于社会中的从属地位，从而接受那些看来与她们的社会利益不相一致的观念。正是在这种“被看”的女性形象的表现过程中,媒介复制了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的父权制权力结构。                    第二节 游离在颠覆与重构之间     ——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困境          女性研究在学术界发展的道路上仍然有许多困难，而一些女性学者工作的重点正是研究如何克服这些困难，或是迂回于这些障碍，同时它还要顶住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压力，这需要女性主义学者们的努力与协作，还需要时间、耐力、良好的道德观与才干。     ——刘霓 《西方女性学：起源、内涵与发展》          目前，伴随着妇女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深入，妇女研究也不断向纵深发展，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进入主流学科。而在我国，妇女研究进入主流学术殿堂的路还相当遥远，这一方面与整个社会尚未摆脱“男性本位”的文化传统有关，另一方面也不能不使人对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进行认真的反思并加以纠正。     中国大陆关于女性与传媒的研究始于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刊物《新闻与传播研究》在1994年第二期上发表了《香港居民对广告中女性形象的评价》的研究报告，这是第一份出现在中国大陆传播学学术刊物上的具有女性主义研究视角的关于媒介与妇女的研究报告。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前，《新闻与传播研究》副主编孙五先女士组织了9篇关于媒介与妇女的论文、研究报告，发表于当年刊物的第二期，形成了传播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同年《新闻与传播研究》第四期又推出6篇关于研究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新闻报道的文章。     1997年，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承担了国家一项重要课题“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由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刘伯红女士任课题组长。主要研究项目包括电视广告、《女友》杂志、主流报纸、京剧、电视剧、中小学课本、非主流小报、杂志封面、电影等媒体中的女性形象分析。1997年《新闻与传播研究》第一期上发表了由全国妇联刘伯红、新闻研究所卜卫共同完成的《我国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报告》，这是关于中国媒介与妇女研究的第一篇力作，同时也开始将这一研究课题带入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视域范围。     1998年《妇女研究论丛》第１期开展了由胡传荣发起的有关我国妇女研究现状与前景的讨论中，某些学者提出了妇女研究“调门越来越高,圈子越来越小”的看法。对于这种观点，笔者并不完全赞同，但时至今日，女性主义仍以“后现代”身份出现的边缘课题，即使是在热点频仍的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传媒中的女性主义研究距离显学地位也还处于“穿过黑夜的漫长旅程”。          一、全球与本土的矛盾——从现实文化语境来看     任何西方的理论一经介绍到中国，就开始了其中国化和本土化的历程，任何异己的话语最终要么变为我们自己的话语，要么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逐渐消弭。往往，“在接触某种新话语之初，人们是被动的、受话语操纵的，但是随之而来的则是操纵和篡改话语，先是教条主义，而后是修正主义” [54]。     如本文第一章第一节所述，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者也必须解决一个外来理论本土化的问题。这既是赛义德所说的“理论旅行”的结果，也是我们自身语言与生存处境的变迁，因而不能也不必局限于西方学者的分析与阐释，而应将“女性主义”置于“中国本土的语言生存中加以探索” [55]。     在受传统文化影响极为深刻的中国社会之中，性别压迫呈现出一种隐性性状，简单地用单一的“压迫－解放”的理论模式来解释中国妇女的处境与反应是不全面的。而在视家庭成员为家长私有财产的西方文化中,男女两性对峙的不合作的状态,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对抗是显性的。加之五四运动至今的“妇女解放”运动，许多人认为，中国已经出现所谓的“阴阳大裂变”，“女权”已经凌驾于“男权”之上，再提倡妇女权利已经过时。     人文社会领域的研究活动都是显示社会生活的反映。面临同样的时代语境，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也无法躲避这样的尴尬：     一方面，中国具有与西方女权运动不同的文化语境与媒介现实，但却移植了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并用于分析中国新闻传播中的女性问题，这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嫁接的痕迹。我国学者在研究中常常以西方主流社会女权为参照点,不仅使其在解释与之在社会文化方面具有很大差异的中国的现实时勉为其难,而且令研究呈现出脱离社会宏观环境、缺乏深层次开掘的不良特征。     另一方面，全球化浪潮中文化话语的多元与一元矛盾给中国的大众文化增添了斑驳的色彩，女性传媒研究者既希望走多学科相结合的本土化研究道路，以赢得更为广阔的研究视域，形成相对稳定的研究阵营，又需要集合世界上其他国家研究者的力量，形成统一的“她者声音”，与传统的男性话语媒介相抗衡。     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调和历史与现实、借鉴与创新，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正苦于两重困境之中腾挪跌宕，尚未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因此目前大多数研究者不约而同的回避了广阔的社会语境，而从对传媒文本中的女性形象的内容分析中窥豹一斑。但是，同社会宏观环境的脱节使得女性主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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