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趋势就更加明显。一方面，有关妇女问题的出版物大量涌现。到1971年，在美国已有超过一百种与妇女解放运动有关的杂志和报纸，更值得一提的是众多女性理论研究论著的出版，如贝蒂·弗里丹的《女性奥秘》(Feminine Mystique)(1963),凯特·米丽特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1970),舒拉米斯·费尔斯通的《性别辩证法》(Dialectic of Sex)(1970)等。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大学课堂开始开设有关女性的课程。到1970年底，美国各大学中开设的相关课程约有110门，80年代初，这一数字攀升到3万多，1991年68％的美国大学都提供有女性研究的课程。[3]女性主义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反对男性霸权的浓重的政治氛围，“女性学”研究开始与众多的社会科学相结合，进入到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时期，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流派，如后现代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文化女性主义等。          2. 20世纪6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兴起     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发展的主要特征有二：一是跨学科、多元化的趋势，另一个就是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研究兴起。     5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60年代美国国内黑人运动和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是推动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运动的巨大动力。美国的史学家认为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研究兴起于70年代，为了争取男女平等、反对性别歧视以及其他形式的压迫，第三世界的妇女和女性主义学者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她们一般要面对双重的斗争：第一种是与民族解放运动中和民族经济发展中的父权制作斗争，反对性别压迫和偏见，“于沉默中爆发，为无言者立言”；第二种则是与女性主义阵营内部的西方话语霸权作斗争，争取在全球化趋势下实现女性主义思想的民族化、本土化。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研究强调“女性主义应是来自不同国家、地区、阶级、种族的妇女表达自己利益的政治舞台。多元化是讨论妇女之间不同需要和利益的保证，是妇女反抗性别压迫、争取男女平等的政治行动的起点。” [4]          二、女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变迁     关于中国女性主义思潮的流变历程，按照时间顺序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四个时期：空白期（中国封建社会及以前）、引入期（20世纪初期到新中国成立）、畸变期（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中，第二时期与第三时期之间没有明确的时间划分，为了论述的方便，以新中国成立作为区别不同社会性质的一个分界点。          1. 空白期     西方女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之前的几千年里，华夏历史上虽然涌现出了众多的杰出女性，但是传统文化并没有孕育出像西方那样激烈的、富于战斗性的、具有广泛影响的女性主义思潮。所以，这一漫长的时期，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女性主义思潮的空白期。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的观念在父权社会的种种典章制度中牢牢地确立起来。中国文化在构造阶级等级的同时确立了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的本体论和价值观。周易和易传的哲学就是从天地、日月、阴阳、乾坤的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的尊卑、内外、刚柔、贵贱的关系；儒学的创始人孔孟的重“人道”的伦理主义把这种秩序人道化和具体化了；到了汉儒那里，从天人合一、感应出发，论证“天不变，道也不变”的秩序的永恒性，从阴阳五行来求证“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宋代理学家从“太极”、“天理”来论证“三纲五常”的普遍性和“灭人欲”以“存天理”的必要性……，到了封建帝国后期，儒释道合流，多重文化构设将性别制度的不平等论证成天经地义的永恒真理。     对于中国来说，女性主义的确是“欧风美雨”下的泊来品。封建社会中，由于传统的中国文化中的纲常伦理思想对女性的极大束缚，中国没有女性主义思想产生的先天土壤。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男尊女卑的观念在父权社会的种种典章制度中牢牢地确立起来，但是中国社会的性别不平等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几千年以来，“慈母”与“严父”这一对二元对立的概念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孝”这一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也赋予了作为母亲形象的女性以相当的家庭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中, 女性的才智和创造力只能体现在家庭这一私人领域中,发挥着“静能制动”,“柔能胜刚”,“无为而无不为”的家庭关系协调员的作用。但是，在家庭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国女性地位问题带有较大的模糊性和隐蔽性,中国男权社会对待女性的态度是复杂的,决非是卑微与低贱或至高无上所能涵盖的。中国的父权制性别制度作用下的两性关系呈复杂态势：父权制既有压迫、压抑妇女的一面，又有给妇女以生存空间甚至有妇女发挥能动性的机制的一面。因此，很难用一句话来断言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高低。     此外，中国文化中的女性并没有背负上类似西方文化中夏娃那样深重的原罪，她们在男权社会中被当作一个卑弱的群体来看待。加之中国文化在众多学者那里属于阴柔与内倾的性质，在中国不太可能出现西方意义上纯粹、极端的女权主义思想。在女性主义自西方传入中国以后，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这一中国传统的思想的中庸改造。          2. 引入期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积极探索着救国救民的真理的中国的革命者，始终维持着“西学东渐”的局面，“向外国学习”成为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所以，虽然当时社会动荡，民生无计，但较为开明的学术思想为国外各种“思想”和“理论”的传入提供了必要的头脑空间。此外，清朝末年，民族危机的上升使得民族主义逐渐在社会话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它强调“女子”在尽传统家庭责任的同时，还需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公民责任。这些，为中国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活动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外国女性主义思潮初入中国之时，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扫荡封建桎梏的思想解放运动。20世纪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为暗流汹涌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不少新鲜空气。当时国际上流行的各种“主义”，经由各种途径进入中国，其中就有以“男女平等”为核心内容的女性主义思想。它好比一个不大不小的石块，落入古井水中，激起圈圈涟漪。在它直接影响下，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中国女性文学，响应“个性解放”口号，塑造了许多从旧的封建牢笼里脱身而出的新女性形象，她们或追求婚姻自主，或崇尚爱情至上，或加入了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中，非常鲜明地印着那个如火如荼时代的烙印。     从当时妇女报刊的兴起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新思想呼应着当时中国社会的妇女解放运动。1905年8月20日创刊的《北京女报》是我国最早的妇女报纸，它以“开女智、开民风”为宗旨，前后出版了近三年半，共1216期。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创刊于1907年1月，该报以妇女为主要读者对象，以争女权、争独立、争解放为宗旨，影响较大。这一时期，中国妇女报刊的内容十分丰富，涵盖范围也相当广泛，主要包括：“妇女解放的启蒙、妇女解放的实行、妇女问题的探讨、妇女生活的指导、妇女状况的调查与描绘、世界妇女的报道与介绍，以及妇女文学的表现等。” [5]     从1905年《北京女报》创刊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妇女报刊一直是中国出版界的重要阵地。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地区这一时期的妇女报刊就有110种之多。虽然，这些妇女报刊涛生涛灭，存在的时间一般都较短[6]，但它们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女性主义思潮传入中国之时所激起的女性热情。          3. 畸变期     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想在经历了民族民主革命之后，就开始了特殊的“本土化”的变异，很长一段时期，女性主义沿着一种抹煞性别的“中性化”方向畸形发展，偏离了它的初衷。     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并不是由独立的女权运动带来的，而是作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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