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那些发言人。渐渐地我的头脑清醒了。文化大革命使我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7]38《随想录》里这段真诚的告白,是巴金“文革”十年心理变幻的真实写照。真情还需要一个人的正直与良知。在赤裸裸的暴行面前,巴金也曾无力招架,孤独无助,甚至想自绝于世。然而,萧珊真挚的爱情挽救了一颗文坛巨星的陨落。巴金在“文革”期间便看清楚了这场大骗局,“头脑清醒”,挺过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中国文艺界并不缺少文人和文采,但是缺少正视鲜血淋漓的灵魂呼号,尤其是缺少重整灵魂的真诚。面对这种真诚的起点是正视自己心中那一片黑暗。巴金接过了鲁迅先生“重塑国民性”的旗帜,在劫后重建的新时期,为国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随想录》处处洋溢着老作家对祖国的一片赤诚,为一个又一个在“文革”中遭受不白之冤的朋友们进行无畏的辩护,《怀念烈文》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我记不清楚了,是在什么人的文章里,还是在文章的注释里或者是在鲁迅先生著作的注解里,有人写到:曾经是鲁迅好友的黎烈文后来堕落成为‘反动文人’。我偶然看到了这句话,我不同意这样随便地给别人戴帽子。”“文革”之前,从1957年“反右运动”便开始了大规模政治运动,黎烈文就成为这一浪潮的牺牲品。到了“四人帮”横行时期,到处编印着鲁迅先生的文选,注释中少不了“反动文人黎烈文”一类的字句。此时的巴金也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看到鲁迅先生的作品选集就紧张起来,无力自保,更顾及不上老友。巴金用真情书写了广大人民群众正义的呼声,这一点,他在《怀念烈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本文愤怒地声讨“文革”的罪恶:黎烈文真情地对待自己,不掩盖缺点,不打扮自己,有什么主意,什么想法,都会暴露出来,有什么丢脸的事他也并不隐瞒。黎烈文真情地对待他人,你批评他,他总是微微一笑。就是这样一个人,巴金始终没有发现他有过反动的言行,怎么能相信或者同意说他是反动文人呢?巴金在揭露“文革”的篇章中,最终是对“人”的呼号与劝勉。可谓至情至深,荡气回肠。

    巴金的一生贯穿了一个“真”字。“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笃实坦荡,表里如一。看够了人间的苦难,使巴金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光明。从伤痕里滴下来的血一直是给他点燃希望的火种。真情促使巴金讲真话,勇敢地站出来揭批“文革”。不忘记浩劫,不是为了折磨别人,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我们的下一代。巴金在《未来(说真话之五)》中说:“十年的灾难,给我留下了一身的伤痕。不管我如何衰老,这创伤至今还像一根鞭子策我带着分明的爱憎奔赴未来。纵然是年近八十的老人,我也还有未来,而且我还有雄心壮志塑造自己的未来。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的年代早已过去,人们要听的是真话。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想说真话?是不是敢说真话?无论如何,我不能躲避读者们的炯炯目光。”[7]223正如著名学者李辉所说,巴金不是完人,也不是英雄,但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的伟大就在于真诚。在21世纪的今天,对在历史转折期间曾经为这个思想界、文学界做出巨大贡献的巴金,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解,需要更多地从历史实际出发,来总结其思想的价值。[11]三、追求“真情”要义,探索“表情”手法真情所至,金石为开。这是中国先哲们留给我们的金玉良言。“抒真情”作为一种文学手段与方式,必然的结果就是把心交给读者,就是要讲真话。《随想录》有《讲真话》系列的文章。巴金反复强调“说真话”,似乎道理浅显,实则有自己独特体会的。所谓“讲真话”的要义有三:一是要“讲自己心里的话”,而非别人要他讲的话;二是要“讲自己相信的话”,而非自己不相信的那些豪言壮语;三是要“讲自己思考过的话”,而不是人云亦云。唯有“讲真话”,才能保持知识分子本来的面目,也能体现自己的尊严。给人讲真话的权利也是建立一个和谐与符合人性的社会的基本保证,言论的自由也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而对于作家而言,言谈的自由便是他们最珍视的最大的自由。并且“讲真话”、“写真话”也被文艺工作者视为艺术的良心,可以说是他们许多人恪守的职业道德底线。[12]巴金在《创作论》中说:“我写作如同生活,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写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一致,主要的意思是不说谎。”巴金反对那些无中生有、混淆黑白的花言巧语,憎恨那些欺世盗名、欺骗读者的谎言。早在1932年10月巴金在《电椅集·代序》中就指出:“我的生活是痛苦的挣扎,我的作品也是的。我时常说我的作品里混合了我的血与泪,这不是一句谎话。我完全不是一个艺术家,因为我不能够在生活以外看见艺术,我不能够冷静地像一个细心的工匠那样用珠宝来装饰我的作品。我只是一个在暗夜里呼号的人。”[2]430真情与欺骗、谎言大相径庭。巴金作品混合了他的“血和泪”,正是巴金赤诚情怀的袒露。他要在黑夜的旧中国为震醒沉睡的国人“呼号”,正是他满腔热情救国救民的真实展现。

    艺术的使命是普遍地展现人类的感情和思想。巴金认为,“我从人类感到一种普遍的悲哀。我表现这悲哀要使人类普遍地感到这悲哀,感到这悲哀的人一定会努力消灭这悲哀的来源的。”[13]青年时代的巴金真实感受到中国人民的苦难,“悲哀”是他真实的生命体验。在《灭亡》中诅咒旧社会的“灭亡”,在《家》中无情控诉封建专制对年轻人的束缚与扼杀。晚年的巴金亲历十年浩劫,《随想录》用笔作刀清算了种种倒行逆施,目的是为了让这一“悲剧”在中国不再重演。

    李存光先生认为《随想录》是巴金文学道路上又一座丰碑:《随想录》作为巴老追思既往、审视现实的“真实思想和真实感情”的记录,是他近十年间最有价值的作品。巴老的作品宏富,其中最具时代和个人风格的代表性作品,在二十年代是《灭亡》,三十年代是《激流三部曲》和《爱情三部曲》,四十年代是《第四病室》、《憩园》和《寒夜》,五六十年代没有留下可与上述作品相媲美的重要作品;七八十年代则是《随想录》。[14]巴金不朽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抒发了他的“真实思想和真实感情”。丰富的感情决不是矫揉造作和无病呻吟,而是对生活的敏锐感应和深沉思考,巴金善于把自己的真情实感熔铸于记事、写景和描写之中,使通篇闪耀着强烈的感情火花。他在“表情”、“达意”上表现手法多种多样。触景生情,寓情于景。

    在《海行杂记》、《旅途随笔》、《旅途通讯》、《旅途杂记》这四本“旅行的书”中,就有很多写景抒情的佳作。借景喻人,以情“点睛”。《废园外》使用反衬手法,作者望着那被敌机炸成的废墟上依然盛开的“一园花树”,想起一个无辜少女惨遭杀害的情景,感到“花随着风摆头,好像在叹息”。融情入理,情理并生。《生之忏悔》中的《我的心》、《我的呼号》、《我的梦》等,都是作者灵魂的自白,那内心的矛盾、苦闷、挣扎、追求,真实地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一个爱国青年在前进的道路上顽强探索的曲折轨迹。[1]397-401一个作家将真实的感情呈现给读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极为艰难的。巴金要真情书写生活,真情地再现社会,并且用真情面对黑暗世道、腐朽思想冲锋陷阵,怀着悲悯之心,去拯救天下苍生,写作的道路无疑充满了痛苦与艰辛。早年的巴金目睹了封建大家庭的种种罪恶,决意与自己的“家”破裂,写作气势恢弘的长篇小说《家》,将叛逆的火种扔到父亲的“家”里,其痛苦可想而知。历经十年“文革”折磨,绝大多数作家复出之后,噤若寒蝉,而巴金却要顶逆巨大的压力创作揭批“文革”罪行的《随想录》,执意要把它作为“遗嘱”留给后人,创作之初便抱定一种殉道精神,可谓撼天动地。当时巴金已是七八十岁高龄的老人,“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是他内心话,我们可以推测巴老写作《随想录》当时的心境是何其痛苦,这种精神足以让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