辈’们有时请萧珊出去看电影,坐DDS,所以就说我们是萧珊的卫星。”[5]“真情”待人,“真情”好客,巴金的家才成为文艺界文朋会友的常聚之地。古往今来,文人雅聚,切磋文艺,是中国优良的传统,在巴金一家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巴金的热情更是熊熊燃烧。他热烈地拥抱新中国,甚至跟着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跨过鸭绿江到抗美援朝的前线,写出一篇又一篇战地报告,同样看到一种纯真的热情,完全符合名叫“巴金”的生命逻辑。只是热情太高,不免让人感到像是时代的号筒[6]。“真情”使得巴金不顾美帝国主义侵略炮火,奋不顾身,奔走在前线,体验志愿军战地生活,才能写出《我会见彭德怀总司令》等不朽作品。

    1962年巴金写作《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在当时政治运动高涨,文艺界充斥着概念化、公式化的不良倾向,巴金勇敢的站出来,号召作家出于对人民的责任心,把“真情”奉献出来,写出人们满意的作品。

    巴金用真情写作的《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对后世的作家产生无穷无尽的影响,使张洁、谌容等这样的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大作家们受益匪浅,纷纷著文表达对巴金的感激之情。我们可以想见,如果巴金没有对祖国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在当时政治高压越来越沉重的环境下,在假话越来越盛行的氛围里,他哪里还敢冒着潜在的巨大危险,说出文学创作真实而有益的主张?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因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受到极左思想的人们进攻,备受打击与中伤。

    尽管如此,巴金晚年创作《随想录》,依然在呼吁他年轻时代的文学主张,写作《把心交给读者》。巴金回顾50年来所走过的路,对读者充满了感激之情:“我的确是把读者的期望当做对我的鞭策。如果不是想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贡献一点力量,如果不是想对和我同时代的人表示一点友好的感情,如果不是想尽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尽的一份责任,我为什么要写作?但愿望是一回事,认识又是一回事;实践是一回事,效果又是一回事。绝不能由我一个人说了算。离开了读者,我能够做什么呢?我怎么知道我做对了或者做错了呢?我的作品是不是和读者的期望符合呢?是不是对我们社会的进步有贡献呢?只有读者才有发言权。我自己也必须尊重他们的意见。倘使我的作品对读者起了毒害作用,读者就会把它们扔进垃圾箱。我自己也只好停止写作。

    所以我想说,没有读者,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也想说,读者的信就是我的养料。当然我指的不是个别的读者,是读者的大多数。而且我也不是说我听从读者每一句话,回答每一封信。我只是想说,我常常根据读者的来信检查自己的写作效果,检查自己作品的作用。我常常这样地检查,也常常这样地责备自己,我过去的写作生活常常是充满痛苦的。”[7]25-26二、以真情还原历史,以真情声讨“文革”巴金在强调感情在创作中的作用的同时,还始终强调他的感情同生活的一致性。他从不割断感情与生活的纽带,感情来自于现实生活的刺激。对于巴金来说,感情始终是具体的,“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这是他一再重复的一句话。爱憎本来就属于感情的范围。他之所以强调提出,正是因为“爱憎”是所有人的感情中最主要,也是最有社会色彩的因素。爱谁憎谁,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作出抽象的解释。“爱那需要爱的,憎那些摧残爱的”,这一“爱”的概念,在巴金的言语词典中有着具体的内容[4]141。在《寒夜》、《憩园》、《第四病室》等作品中,巴金在旧社会憎恨的是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憎恨的是一切剥削者与压迫者。在《随想录》中,他憎恨的是封建法西斯,憎恨的是“左倾”势力。

    巴金怀念亲友,感情真挚。他在《<怀念集>序》中说:“‘四人帮’迫害我不止十年,想使我‘脱胎换骨’变成木偶,我几乎上了圈套,甚至可以说我已经在由人变牛的路上走完百分之七八十的路程,然而我那一点点感情和思想始终不曾冻僵、变硬,我还保留了那么一点点我自己的东西。我所谓的‘自己的东西’,就是我在怀念的书中记录下来的———我的回忆、我的感激、我的自责、我的爱憎、我的复杂的思想感情以及我的曲折的人生道路。这些都是忘不了、赖不掉的,它们不断地折磨我的心灵。”[8]“文革”中的红卫兵可以把巴金关进“牛棚”,但古往今来思想是任何暴力所无法征服的。巴金依然保留着“自己的东西”,那就是爱憎分明,爱一切善良的人们,憎一切践踏文明的暴徒。巴金的真诚与热情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沉重打击。在一个愚昧横行、举国撒谎的时代里,诚实的人是很难活下去的,老舍、赵树理、傅雷就没有活下去。而巴金经受了各种卑鄙的歪曲与污辱,在“牛棚”里过着牛马生活,天天面临着虎狼的吆喝与嘲笑。一个中国最纯真的作家被叫做“黑帮分子”,一个追随共产党足迹一直跟到朝鲜前线然后用生命拥抱战火烽烟的革命歌者被说成是“反共老手”。但是,经历了一个被损害、被污辱的艰难岁月之后,他的真诚与热情竟然没有和时代的污泥浊水同归于尽。他的热情还活着,只是这种高贵的情怀冷静了,化作深沉的忏悔情感了。他深受错误的时代所害,但是,当这个时代结束的时候,他首先不是用受难者的身份去谴责时代和向时代索取债务。而是意识到自己是同谋,曾经参与创造这个错误的时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伟大人间变成黑暗的“牛棚”,不是几个“蛇蝎的人”能办到的,不能都推到“四人帮”那里,他们自己有一份责任。于是,他开始为“还债”而写作,正如曹雪芹为“还泪”而写作。在此至真至善的动机下,《怀念老舍同志》、《怀念胡风》,一篇一篇地写。[9]尤其是《怀念胡风》作为《随想录》的压卷之作,是巴金一次“真情”的大爆发与大检阅。《怀念胡风》对自己在批判胡风问题上的被迫“表演”,作了刻骨铭心的反省,检讨自己对批判胡风虽然是“违心之论”,但“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不能宽恕自己”。正因为是真诚与热情,巴金才会超越常人,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勇于反省,将解剖刀挖自己的心,去探寻“文革”这场大骗局的源头与真相。“文革”虽然沉重打击了巴金的真情,然而,经历了劫难,“真情”依然在他身上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文革”后期,巴金就怀念20世纪30年代的旧朋老友的真诚与友谊,以此来冲淡精神荒芜的岁月的悲哀。1975年9月14日,巴金给黄源去信:“你这次来访,相聚的时间并不多。路远、车挤,还有上了年纪,热情衰减,要是在三十年代,路再远,一天还要跑几次。但究竟晤谈了好几次,使我又想起在鲁迅先生周围的那些日子。我们当时的那种热情,多么值得怀念。”[10]是真诚与热情,让巴金与黄源这对有着几十年革命友情的老朋友不顾年迈体弱再次聚会,畅谈别后的苦难岁月。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巴金出于作家的责任感,强烈呼吁“五四”精神,特地创作《“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为在“文革”备受迫害的中国知识分子鸣冤叫屈,伸张正义:“不管怎样,历史总是篡改不了的。我得为我们那一代青年说一句公道话。不论他的出身如何,我们那一代青年所追求的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出路,不是个人的出路。在‘四害’横行的最黑暗的日子里,我之所以不感到灰心绝望,是因为我回顾了自己六七十年间走过的道路,个人的功过是非看的清楚。不仅我自己讲过做过什么,我不曾完全忘记,连别人讲过什么,做过什么,我也大致记得。‘四人帮’要把我一笔勾销,给我下种种结论。我自己也写了不少彻底否定自己的‘思想汇报’和‘检查’。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别人宣传的一切,我的确否定自己。准备从头做起,认真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后来发觉自己受了骗,别人在愚昧我,我感到短时间的空虚。这是最大幻灭。这个时期我本来可以走上自杀的道路,但是我的爱人萧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深厚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还有多种要活下去的理由。不久我的头脑又冷静下来。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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