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了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实现了正常的政治生活，经济及社会各方面都得到了较大发展，人民群众的权益有了基本的保障。二十多年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已证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决不是什么“空头政治”或可有可无之事，而是要努力创造和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进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不断实现广大人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
　　邓小平从国内外实际出发，既深刻总结以往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又注重实效和面向未来，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提出了一系列深邃的见解和基本的要求，显示出中国政治家超人的政治智慧和战略眼光。
　　（一）坚持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民主制度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根本上说，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邓小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政治上发展民主，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这是我们党一个长期坚定不移的目标。邓小平还强调和提出了我国民主建设的地位、性质、基本内容和根本途径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就是说，民主与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是密不可分的，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中国不搞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也不照搬西方民主那一套。我们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集中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特别行政区制度。这些制度是我们的优势，不能放弃。社会主义民主不搞过分集权制，要有适当的分权，使不同的组织和机构各司其职。要下放权力给基层，要切实保障基层群众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合法权利。邓小平还非常重视发展执政党内部的民主，认为“六有”的民主政治局面“首先要从党内造成”，“我们党内一定要有充分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只有这样，我们国家才能造成民主政治的局面。他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要切实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要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管理和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二）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树立法律权威，依法治国
　　法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政治文明的表现形式和基本特征。邓小平历来反对人治，力主法治。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他就提出了消除混乱局面、加强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一概括已包含了依法治国的思想萌芽。邓小平在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谈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问题时精辟地指出：“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并明确指出：“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他认为，人治是“靠不住的”、“是很危险的”，只有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才“靠得住”。因此，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过程中，要通过制度和法律安排，逐步由人治转向法治，使党和国家的执政和治理工作纳入法治的框架。这是我们理解邓小平上述法治思想得出的必然结论。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倡导下，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和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这些规定体现了邓小平关于公民在法制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也为正确处理党法关系奠定了基础。他还主张用法律手段解决前进中遇到的若干问题（例如：进行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反对腐败、纠正某些不正之风等），而不诉诸“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并且提出“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论断，这都是依法治国具体而生动的体现，体现了中国社会政治文明的进步。
　　
　　（三）改善党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作用
　　早在1957年，邓小平在谈到党的领导问题时就指出：“共产党有没有资格领导”，这取决于我们党的自身状况。1979年，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又提出，党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的问题。此后又反复强调，党要改善领导、解决如何领导得好的问题。首先，明确提出共产党要遵守宪法和法律，要接受监督，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并特别警惕犯错误，特别注意搞好党风，始终保持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把自己看作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历史工具。其次，就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他认为，改革党的领导制度，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党内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要切实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关于改革党的领导方式，邓小平认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改革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必须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国家政权机关、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他还强调，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使“党政分开”。因为只有党政职能分开，才能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作用；党政职能分开，才能使党驾驭矛盾，总揽全局，真正发挥协调各方的作用。



　　（四）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
　　针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邓小平提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是：首先，党政要分开，“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党组织不干预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其次，各级领导机关要向企事业单位下放权力，扩大企事业单位的经营管理权限，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调动基层积极性。政府不直接管企业，主要是为企业提供服务和营造市场环境。再次，中央政府要向地方政府放权，划清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做到地方的事情地方管，中央的责任是提出大政方针和进行指导监督，搞好宏观管理。当然，下放权力的同时，也必须保证中央的权威，在宏观管理上“中央说话能够算数”（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机构改革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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