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心灵痛苦，便不可能体会到喜悦；离开了窘态的痛苦，便看不到个人的成功。”（25）



　　因此，我不赞成消解和遗忘，这样并不能真正擦去人生存中苦难的痕迹，最多也不过是一种自欺和掩饰而已。消解和遗忘不能叫人成为苦难中的得胜者，也不能叫人从勇气中站出来生存，相反，它会使人被苦难吞噬。余华笔下的福贵和许三观，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经历了很多，但“一切都被消解在静观平宁的超越之中”，到最后，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只是一种存在的麻木，没有幸福，也没有尊严，他们的眼神貌似达观，内心却是一片寂静。我想，存在的寂静就是存在的被注销。 　　作为个体，福贵和许三观的存在可以被注销，但在他们所生活的世界里滋生出来的恶、暴力、耻辱和苦难却是无法被注销的。它们存在一天，我们就一天也不能乐观起来，所以，需要有人站出来承担。遗憾的是，福贵和许三观都不是承担的人，他们在苦难面前是顺从而屈服的；或者说，他们只承担了现世的事实苦难，没有承担存在的价值苦难。余华忘记了，当福贵和许三观在受苦的时候，不仅是他们的肉身在受苦，更重要的是，生活的意义、尊严、梦想、希望也在和他们一起受苦。——倾听后者在苦难的磨碾下发出的呻吟，远比描绘肉身的苦难景象要重要得多。但余华没有这样做，他几乎把自己所有的热情都耗费在人物遭遇（福贵的丧亲和许三观的卖血）的安排上了。我记得八十年代的余华不是这样的。那时的他至少在小说中承担了暴力和恶，他像卡夫卡那样，写出了恶这种“普遍的不幸”，并在小说中一直寻求着对抗恶的力量，并宣告，正是由于这种力量的缺席构成了人的不幸的本质。“无处不在的恶勾销了人反抗恶的能力，迫使人要么对恶袖手旁观，要么成为恶的造作的参与者或受害者。随之，人被迫漂流于无意义的生与死之间，没有任何现世力量可以接济人进入纯净的世界；……在日常的恶中生存就是崩溃。”（26）虽然，余华和卡夫卡一样，想用恶的方式来承担恶，并不能真正摆脱恶对人的侵蚀，而只会带来更为绵长的恐惧和绝望，但那个时候的他，确实是一个站出来承担的人。



　　承担就是受难。“受难是这个世界上的积极因素，是的，它是这个世界和积极因素之间的唯一联系。”这是卡夫卡的话，他还说：“受难只是在这里是受难。这并不是说，在这儿受难的人在其它地方地位会提高，而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叫做受难的，在另一个世界上情况不变，只是没有了它的对立一面：极乐。”（27）卡夫卡拒绝尘世快乐与生存苦难之间的和解，坚持以受难的姿态向苦难的深处走去，他看见了绝望，但他在绝望面前是胆怯的，因为他不相信自己能找到战胜绝望的力量。即便如此，卡夫卡还是在苦难面前站立住了，“不离弃苦难的世界，决非是因为乐于受苦，进而炫耀痛苦精神，而只是因为苦难的世界迫使我们相信上帝终会听到我们的哀告。”（28）从受难到发出终极呼告，这正是西方文学的一个伟大传统，它使文学具有了从事实空间飞跃到神意空间的可能，也使受难有了终极的意义：只要向这个世界宣告“我信”，我终究会从苦难中获救。这个时候，受难就再不是仅仅经历一些生存的遭遇了，它转变成了对自身处境的一种探查和关怀，好比《圣经》里的约伯，当他自以为义的时候，苦难来了，但他选择了承担——“惟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的一切灾害放在天平上，现今都比海沙更重。”在苦难中，他开始明白苦难的意义，明白人作为有限的存在，只有在一个更大的存在者的荫蔽之下，活着才有不朽的价值，于是他说，“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29）——这意味着他终于从罪恶和自义里被拯救了出来。



　　从事实的层面进入价值的层面，对作家而言，他进入的其实是一个新的想象世界。只有二者的结合，才能够把事实带到深邃之中，因为事实后面还有事实。那些拘泥于事实世界而失去了价值想象的作家，最后的结局一定是被事实吞没；他的作品，也很快就会沦为生活的赝品。试想，有哪一个伟大的作家，不是同时向我们呈现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的双重景象呢？如果以此来观察今天的世界，那我们可以说，从事实上看，这是个所有的人都无法逃脱的苦难的世界；但从价值上看，这却是个有存在自觉的人均在受难、并因此而获救的世界。——谁都知道，能写出后一种世界景象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家。遗憾的是，余华在这点上似乎有误区。他在自己的随笔集《我能否相信自己》的开篇就引用美国作家艾萨克·辛格教导自己的弟弟时说的一句话：“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并坦言自己被这话“深深吸引”。我想，这话从某一个角度上说是对的，但如果从终极意义上说，没有“看法”的“事实”也可能是一堆垃圾。以卡夫卡的小说为例，《变形记》中人变成甲虫这一“事实”，无论如何都是简陋而粗糙的，如果没有卡夫卡在这只甲虫身上寄寓的对这个世界的崭新“看法”，这个“事实”不会有任何意义；《饥饿艺术家》里的艺术家拒绝进食这个行动本身是“事实”，但他说“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时，就是发表“看法”。——这个“看法”对小说太重要了；还有，《诉讼》中K被无端处决是“事实”，但他死后，卡夫卡接着说“耻辱却依然存于人间”，这同样是“看法”，而且是不可或缺的看法。在我看来，卡夫卡正是通过这些经典的“看法”影响他身后的作家们的。



　　相反，余华笔下的福贵和许三观，到最后，都成了盲目乐观的、对苦难已经麻木了的人，他们过的就是没有“看法”的人生——许三观后来倒是说了句“屌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是比眉毛长”，这其实是一种不错的“看法”，但余华把它变成了一句牢骚；福贵年老时，内心淡漠，是个没有“看法”的人，他的眼中只有“事实”：“今天有庆、二喜耕了一亩，家珍、凤霞耕了也有七八分田，苦根还小都耕了半亩，你嘛，耕了多少我就不说了……”症结就在这里，余华为福贵、许三观安排了一大堆精心结撰的“事实”（丧亲和卖血的苦难），却惟独没有让他们成为有“看法”（通过受难与积极世界联系）的人，结果，存在的尊严、价值和光辉就无从建立起来，更不要说像卡夫卡那样将人物的生活与人类的根本境遇联结在一起了。而余华忙于在福贵和许三观身上堆积“事实”的结果，是将一种可能的生活彻底写死了，写成不可能的了（这也就是马原为什么说《许三观卖血记》“把个好故事写成了寓言”（30）的缘故）；因着福贵和许三观对自己的生存没有了任何“看法”，读完小说之后，我们对他们俩也就失去了任何想象的空间。——他们不过是两个在苦难面前丧失了存在自觉的老人，一个对着一头老牛说着傻话（福贵），一个则因血卖不出去了而在大街上痛哭（许三观）；在他们身后，更内在的存在真相其实是缄默的。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余华。我在这里，写下了对他的热爱和苛求（因为余华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也写下了对他所面临的写作困难的大胆猜测。



　　2001年10月22日



　　注释：



　　（1）（2）（3）（4）（5）（6）（11）（13）（19）（20）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第222页，154页，168—169页，152页，171页，162页，149—150页，147页，第146页，第138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7）余华：《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第151—152页，新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



　　（8）（9）（10）汉娜·阿伦特：《关于暴力的思考》，罗伯特·希尔福特、芭芭拉·爱泼斯坦编：《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第34页，第24页，第15—16页，高红、乐晓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12）谢有顺：《绝望审判与家园中心的冥想——论余华〈呼喊与细雨〉中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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