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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及其待解的问题——余华论

发布时间： 2003-3-8 作者：谢有顺

　　1、发现写作的难度



　　一九九八年六月八日，就在余华准备前往意大利领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的头一天，他接受了《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记者王玮的访问。在这个访问里，余华着重谈了他的获奖作品《活着》，并说“活着是生命的唯一要求”。最后，王玮问道：“九六年《许三观卖血记》出版之后，一直没见您有新的作品出版，这也是很多不论喜欢还是不喜欢余华的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您的下一部作品什么时候问世？”余华回答得干脆利落：“我想我的书必须在本世纪结束前问世，……我突然发现九十年代已写了三部长篇，而且这三部长篇全部是在九五年以前完成的，我感觉我拖拖拉拉的这部长篇一定要在明年结束以前完成，要不我觉得我整个九十年代的后半截全玩掉了。”（1）三年后，也就是二ΟО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在大连一个有关长篇小说文体的会议上，有人在酒桌上再次就这个问题询问余华，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喝了点酒的余华有点含糊其词，没有说出我们预想中的答案。——或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新的长篇究竟要在什么时候才能最终完成。而就在那一刻，我越发觉出了余华作为一个作家的重要性，因为并非每个作家都能让读者如此挂心他的写作计划的。



　　为什么当别的作家都恐惧时间对自己的无情清洗的时候，余华，却能独自享受时间流逝之后别人对他越来越急迫的期待？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余华曾经写下了重要的作品，并通过这些作品在读者心中埋下了希望的种子。而更多的作家，则在时间的另一端无声地消失，又有谁去关心呢？余华不同，他在写作上是一个谨慎而执着的人。据统计，他是同时代作家中写作字数最少的作家之一，但他也是废品最少、被研究得最充分的作家之一。余华作为一个优秀作家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他的许多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被众多批评家和媒体评选为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作品；即便在国外，余华也具有了崇高的声誉。但这一切，似乎都不能打消我心中的疑虑：为什么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余华一直未能写出哪怕一部新的小说？——已经有许多善意的人，将此漫长的停顿理解为是余华的认真，是余华在着力寻求新的突破所作的必要的沉默和准备。我不怀疑这点。可我也同样相信这样一个答案：余华的写作一定遇见了巨大的困难，那种如何继续下去和如何超越自己的困难。我甚至认为，余华在这期间写作的大量随笔，正是他对自己面临的困难所作的一次澄清和探查，或者说，是余华试图克服这种写作困难所作的另一种努力。



　　我这样说，有些人可能会误以为我对余华失去了信心，事实上，恰恰相反，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像余华这样认真的作家，才会真正面临写作的困难。那些轻松的、闲适的、无所事事的作家，在任何时候，他的写作都将是顺利的，没有障碍的。——他们可以容忍重复或者毫无意义的语词繁殖，却从不为自己的写作设定起码的难度。而我要说，没有难度的写作，一定是平庸而无意义的写作；就像它的诞生非常容易一样，它的消失，我想，也将极为迅速。已经有太多的写作者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生动例证。但余华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作家，所以，他为自己的写作建立起了异乎寻常的难度：他的每一部重要作品出现，几乎都是一次腾跳，一次逾越，一次精神和艺术的攀援。《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世事如烟》是这样，《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也是这样。我相信，正是因为余华对于写作难度的智慧警觉，才使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充当了先锋作家的角色，并成功地实现了写作上的几次转型；我也相信，正是出于对这种写作难度的畏惧，余华才迟迟不肯出版他一生中的第四部长篇小说。



　　似乎可以这样说，写作的难度，正越来越深刻地折磨着那些有责任感、有艺术追求并渴望探查人类精神真相的作家们。余华就是其中的一个。早在一九九二年的时候，他便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一成不变的作家只会快速地奔向坟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捉摸不定与喜新厌旧的时代，事实让我们看到一个严格遵循自己理论写作的作家是多么的可怕，而作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在于经常的朝三暮四。为什么几年前热衷的话题，现在已经无人顾及。是时代在变？还是我们在变？这是难以解答的问题，却说明了固定与封闭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作家的不稳定性取决于他的智慧与敏锐的程度。作家是否能够使自己始终置身于发现之中，这是最重要的。（2）



　　很清楚，“使自己始终置身于发现之中”，这就是余华的写作难度，他力图拒斥的是“一成不变”。余华后来的写作实践证明，他说这个话并不是为了搪塞读者。只是，在时代的微妙变化面前，许多作家并不像余华那样，具有在写作难度中孤独前行的勇气，而是毅然从这种难度面前起身离去，转而寻求商业和市场的成功。有些人的确成功了，也有些人因此提前就开始从文学舞台上退场。这个事实，我认为与当代文学的兴衰密切相关。我不想回忆历代以来，有多少作家由于满足于短暂的成功，如何被时代和读者迅速抛弃。我不想回忆。 　　我愿意进一步设想的是，如果要使当代文学从低迷的光景中走出来，走向真正广阔、高远的境界，惟有吁请作家们都找回自己写作的难度（艺术的和精神的），并以这个新的难度为起点，带着自己全部的勇气、智慧、决心和天才上路，最终才有可能重新企及那个理想中的文学目标。我们知道，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的写作，都是一个超越已有的难度并建立新的难度的过程；他的创造性，体现在对这种难度的制造和克服上；而他逾越难度时所走过的路途，就构成了他在作品中留下的美妙的艺术曲线。比如，卡夫卡为自己的写作所设立的难度是：人性的道路被腐蚀之后，天堂（存在的幸福）何以成为可能？在这个问题没有获得解决以前，卡夫卡的写作一直是绝望而惶恐不安的，他的写作方法，也只能是寓言式的；还有普鲁斯特，当他对机械的东西、盲目而失去了记忆的世界感到不满时，他也开始为自己的写作建立新的难度：他经过耐心的观察和他那能使事物生辉的能力，为自己找到了一种内向的、只忠实于自己记忆的写作方式，从而有效地复活了记忆，并幻想自己在一种封闭的完美中找到了永恒。普鲁斯特把失落的记忆、含混的现实与幸福的日子结合在一起，成功地抵抗了遗忘的力量。你可以想象，卡夫卡和普鲁斯特这些人的写作之于巴尔扎克等人，是一种多么伟大的革命，而他们为自己所设立的难度又是多么的惊人！他们被称为大师，是因为文学在他们的身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2、人和世界的悲剧处境



　　余华也是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真正变化的少数几个作家之一。这种变化，最为突出的是，他对人和世界本身的独特理解，为我们敞开了一个崭新的视野。我当然没有忘记余华小说在结构、语言和叙述上的探索，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创造性，但我想说的是，一个作家一定是先有了对人和世界的不同理解，他才开始寻求新的艺术方式的。也就是说，当旧有的话语方式不能再穷尽作家的内心图景时，他就会起来寻找新的话语方式来表达自己新的精神和内心。——艺术革命从来就不是单独进行的，它总是伴随着精神的内在变化。如同余华自己所说，“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现实一种》时期的作品，其结构大体是对事实框架的模仿，情节段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递进、连接的关系，……那时期作品体现我有关世界结构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对常理的破坏。”然而，“当我写作《世事如烟》时，其结构已经放弃了对事实框架的模仿。表面上看为了表现更多的事实，使其世界能够尽可能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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