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对人的认识提供了新的参照。
同时,余华所敞开的世界,也是一个令人恐惧、不安而绝望的世界。他通过这些密不透风的暴力话语,触及到了新的真实,并把人类阴暗的内心解放了出来,从而让他们在黑暗的沉浮中享受恐惧和绝望的滋味。这个时候的余华,在叙述上是冷漠的,也是坚强的。他为了最大限度地将人性的深渊景象呈现在读者面前,甚至一度拒绝描摹符合事实框架的日常生活,以致我们在他的小说里几乎看不到常态的生活,一切都是非常态的。——《现实一种》里的家庭杀戮,《一九八六年》里的疯子自戕,《世事如烟》里飘忽的人物关系和宿命的人物命运,《古典爱情》里的吃人场面,《鲜血梅花》里的江湖恩怨,等等,这些在叙述上,从一开始就是虚拟的,也是极端的,你很难找到相似的现实与之相对应。很显然,余华会在这个时期决绝地离开当代生活的外表,转而奔向那些虚拟的现实场景,肯定是因为他的内心蕴藏着更重要的精神问题需要追问。这些精神问题又如此的尖锐,好像只有把它置于非常态的现实中,才能更好地将它里面的黑暗细节有效地逼示出来。在这点上,余华显得迫不及待,他仿佛与现实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只要一进入叙述,就急切地要将现实撕开,以露出它狰狞的面目。往往就在这个时候,余华的叙述也变得紧张起来,在这个紧张下面,余华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暴躁的现实,以及他那颗面对现实时暴躁的心。
真正让余华稍微平静下来的作品是他的第一个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这部小说一改余华以前那种暴戾、血腥的话语特征,节奏变得舒缓、忧伤起来,如同题目中的两个意象,“细雨”和“呼喊”,前者是温和的,后者是尖锐的。余华在这部小说中的叙述,一直纠缠在这两套话语系统之中,叙述者“我”的恐惧和战栗,也在这两套话语的隙缝中生长出来,中间还混杂着悲哀、绝望,以及因回忆而有的温馨。尽管这部小说仍旧延续了余华惯有的恐惧、绝望和人性险恶等主题,但过于激烈的血腥场面却已清理干净,小说的外表也不再是虚拟的非常态社会,故事就真实地发生在一个家庭和一个小镇上。之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小说外表的真实性就更加明显。余华在叙述上绕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早期的叙述态度上——“对事实框架的模仿”,但同时多了简洁、质朴和沉着。
为什么《在细雨中呼喊》之后,余华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想,最根本的,是余华对人和世界的理解,不再是单一的暴力、血腥和死亡的阴影,他的叙述中,多出了请求慰藉和渴想希望的维度。《在细雨中呼喊》里,是开头那个女人孤独而无依无靠的呼喊,以及对应答声音出现的期待;是记忆对现实的不安抚摸;是那些微不足道的温馨段落。《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里,余华对慰藉的请求,又发生了变化,不像《在细雨中呼喊》那样,是期待一个外面的、来自空旷雨夜的应答声来“平息她哭泣的声音”,而是发掘人里面固有的高尚、善良、乐观和幽默,来应对生活施加给人物的重担和眼泪。我们知道,写作《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等小说时,余华的视野里是几乎没有这些维度的,那个时候,余华笔下的人物多是在暴力和绝望中死去,而且还常常死因不明。
《在细雨中呼喊》之后的余华确实变得宽广而温和了。也就是说,《在细雨中呼喊》之后,余华笔下人物的生活虽然还是残酷的,苦难的,血泪斑斑的,但余华为这种苦难的生活找到了缓解方式,表现在叙述上,那就是从过去的严实而滞重,开始走向明亮和轻松,从《在细雨中呼喊》到《许三观卖血记》,这条叙述线索的变化,可谓是一目了然的。
先说《在细雨中呼喊》。这部小说的苦难缓解方式是——回忆。如余华自己所说:“这本书试图表达人们在面对过去时,比面对未来更有信心。因为未来充满了冒险,充满了不可战胜的神秘,只有当这些结束以后,惊奇和恐惧也就转化成了幽默和甜蜜。”(11)确实,回忆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可以对过去的生活进行选择和组合,从而在自己的记忆里重新经历一遍。并且,由于时间的久远,即便是苦难的生活,也会在记忆里开始泛起温馨的光芒。这便是小说中的“我”所有安慰的来源。九年前,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人物的这种感受:
在成人世界的倾轧与压迫下,当“我”的反抗无法对他们构成威胁时,悲哀与沮丧就会迅速地把“我”淹没。这便是“我”在坐存隙缝中,寻找温情慰藉的心理期待的背景。沮丧来临之际,心中升起的温情成了抵抗沮丧的主要力量,它维持着“我”意识深处那块精神净土不致消失。从童年到“我”离开南门出外求学,这段漫长的生活史中,“我”的温馨记忆有:王立强轻微的慈爱,小学同学的慷慨支持,苏医生一次偶然的病中友爱,母亲的逆来顺受,苏家兄弟的假性友情,等等。其实,这些都只不过是生活史上微不足道的一个片断而已,由于与那些过于绝望的生活相比,这些片断里包含着一个平常心灵所具有的一些品质,在“我”的心里便显得弥足珍贵。余华的叙述每到这里,就会陷于两难态度:一边是“我”对这些温情的迫切期望,一边是余华不愿将仅有的温情扩大。这种矛盾对立,就成了小说中最能引起读者心灵震动的重要段落。(12)
当时我把这种温馨记忆称为“皮相温情”,意即它具有某种虚假性,但它却实在地援助了一个困苦、沮丧而绝望的幼小心灵,也部分地缓解了生活的苦难面貌。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余华通过“我”的叙述,像收集希望一样,把记忆中那些温馨的碎片收集起来,以对付内心那片日益扩大的阴影。但这个时期的余华,终究还是让生活的苦难占了上风,他相信,苦难才是生活的盟友,而“回首往事或者怀念故乡,其实只是在现实里不知所措之后的故作镇静,即使是有某种抒情伴随着出现,也不过是装饰而已”。因此,《在细雨中呼喊》里,回忆对苦难的缓解还是非常有限的,那个孩子——叙述者“我”,至终还是留在恐惧和战栗之中。
《活着》就不同了。福贵所经历的苦难,所面对的亲人的一个个的死亡,直至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人,这里面的惨烈本来是不亚于余华小说中的任何一个人的,但余华成功地为福贵找到了一条缓解苦难的有效途径——忍耐,这使得整部小说的叙述都因着这种宽阔的忍耐,变得沉郁、悲痛而坚定,没有血泪的控诉,没有撕心裂肺的尖叫,甚至都没有愤怒,有的只是福贵在生活中磨练出来的无边无际的忍耐包容着一切,以致再大的苦难来临,福贵也能将它消解于自己的忍耐之中。最终,福贵真是达到了与孤单的生活相依为命的地步。“《活着》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还讲述了眼泪的广阔和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当然,《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13)所有这一切,都指向“忍耐”二字,它是一种柔韧的品质,时刻保卫着内心免遭苦难这种生活暴力的破坏。《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14),这话也可以理解为,恒久的忍耐可以产生爱(当然也产生勇气),福贵就是这样的人,苦难加上忍耐,塑造了他宽广、坚韧、温婉的性格,他的生存,甚至不像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结尾所说的那样是“在苦熬”,对福贵而言,苦难已经消失于无形,他的内心有的只是道禅思想中那种面对生活时的超然和平静。
《许三观卖血记》也是一部使苦难得到了有效缓解的小说。这次,余华为许三观寻找的缓解苦难的方式是——幽默。中间伴随着因幽默而有的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许三观一生卖了十几次的血,都是被生活所逼,尤其是去上海的那次,几天时间就卖了好几次血,而且是为了救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许一乐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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