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揭示出来。



　　我在这里不可能再去进一步追溯有效性要求体系化的形式语义学起源；但我指出两条

限制条件，它们对于有效性要求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效性要求并不只是交往表达

当中才有；也并非所有交往表达当中的有效性要求都有一种与之直接相对应的论证形式。





　　命题（6）是一种审美评价；这种评价性命题关系到一部电影的价值。电影在这里被

当作了一部作品，从正规角度来讲，本身就要求把有典型意义的经验表现出来，使人从中

受到启发。我们不妨这样设想，在讨论过程中，相对积极评价重新摄制的电影；在言语者

看来，这部影片把巨人金刚和它的牺牲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展现得十分细腻，但就他本人而

言，他最初所使用的简单的价值标准受到了质疑，并成为讨论的主题。如果一个用来证明

有问题行为的规范本身受到了质疑，那么，在道德论证当中同样也会出现类似的游移。所

以，命题（5）也可以从看作是一个一般的应然命题或一个规范，持怀疑态度的听众要求

对其有效性要求加以论证。同样，命题（2）中所包含的话语也可以转移到关于传染病的

基本理论假设上去。一旦文化行为体系，诸如科学、法律和艺术相互分化开来，那么，具

有稳定的机制、并且比较职业化的专家论证所涉及到的就是这样一些较高层次的有效性要

求，它们所依赖的不是个别的交往表达，而是文化客体、艺术作品、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

或理论。此外，技术和战略也处于这样一个储存文化和客观知识的层面上，在技术和战略

当中，理论知识或职业实践知识是根据一定的实践关系组织起来的，如医学、军事技术、

行为管理等等。尽管层面不同，对各种带有交往意图的表达的分析始终都是有效性要求体

系化的起点，并且具有启发作用，因为在文化客体层面上的有效性要求同样也会出现在交

往表达当中。



　　另一方面，我们在上文所引用的可以检验和可以论证的表达例子当中找不到以下类型

的命题，这并非偶然：



　　（8）、我必须向你坦言，我对我的同伴出院后的恶劣处境深表不安。



　　这个命题初看上去让人觉得有些惊讶，因为诸如此类用第一人称表达出来的命题无论

如何，都带有一种有效性要求。比如说，另一位同伴或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果真这

样认为？对于他眼下无法再同你竞争，你难道不也会感到有些解脱吗？表现命题是用来

表达经历的，因而可以从言语者自我表现的真实性的角度予以肯定或否定。但是，表现性

的命题关系到的真实性要求和真实性要求或正确性要求不同，无法用论据直接加以兑现。

言语者最多可以用他的行为结果来证明他所说的一切是否真实。表现的真实性无法加以证

明，而只能予以说明；不真实可能会从表达与和它有着内在联系的行为之间缺乏稳定性这

点上透露出来。



　　当然，治疗学家对其分析对象的自我蒙骗所作出的批判也可以看作是想借助论据对其

立场施加影响，也就是说，想借助论据说服他者。病人对于其自身的愿望和情感不甚了了

，沉浸在对自身经历的幻想当中，因此，必须借助和他进行交谈，对他作出分析，使他认

识到，迄今为止，他的言谈举止都是不真实的，只不过他本人没有觉察出来罢了。当然，

为了交往目的而表达出来的经验命题的真实性要求与论证话语之间的关系，和值得追问的

有效性要求与话语对谈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是不一样的。论证与交往表达所提出的有效性要

求之间也不是同一种关系。因为，在为了实现自我认识而进行的治疗性交谈当中，话语的

一些重要前提没有得到满足，比如：有效性要求并非一开始就被发现了问题；对于所说内

容，分析对象并没有采取什么假设立场；就分析对象而言，决不是所有动机都不想通过协

作而寻求真实性；交谈双方的关系也不平等，等等。尽管如此，根据精神分析学的观点，

分析性交谈的治疗力量同样也依赖于其中所运用的论据的说服力量。从术语的角度来看，

我对这些特殊情况的处理方法是，如果参与者一定要认为没有任何内外压力的言语情境所

必需的条件已经得到满足，那么，我就宁愿用批判（Kritik），而不是话语（

Diskurs）。



　　至于价值标准的讨论，情况有所不同。审美批判是这方面的样板【67】。即便在关于

趣味问题的争论中，我们也信赖更好论据所提供的合理力量，尽管这样一种争论完全不同

于关于真实性问题和正确性问题的争论。如果上文所列举的命题符合事实的话【68】，那

么，论据在这里的特殊作用是打开参与者的眼界，也就是说，把他引进一种可靠的审美感

受当中。不过，这样带有文化价值的有效性要求不会象真实性要求和正确性要求那样彻底

超越局部的限制。文化价值并不具有普遍有效性；顾名思义，文化价值受制于生活世界在

具体文化当中的视界。在特殊的生活方式当中，文化是有说服力的。所以，文化价值的批

判是以论证参与者共同的前理解为前提的；这种共同的前理解不是处于待命状态，而是同

时构成和划清有效性要求所表现的范围【69】。就其意义而言，只有命题的真实性、道德

行为规范的正确性以及符号表达的可理解性或全面性才是普遍有效性要求，才能接受话语

的检验。只有在理论话语、实践话语以及解释话语当中，论证参与者才必须从这样一种（

通常有悖事实的）前提出发，即：理想的言语情境的条件得到了充分满足。如果成问题的

有效性要求迫使参与者假设完全能够达成一种合理共识，其中，完全表达出了理想化的

前提：即论证能够做到充分开放并持之以恒，那么，我就会愿意用话语一词【70】。



注释：

15， 　　Ryle，The Concept of Mind，London，1949；萨维尼（E．v．Savigny）：《

常规语言哲学》（Die Philosophie der normalen Sprache），Frankfurt am Main，

1974，第97页以及下两页；D．Carr，The Logic of Knowing how and ability，Mind，

88，1979，第394页以及下两页。

16， 　　有关概念的历史，请参阅：阿佩尔（K．O．Apel）：《从但丁到维科的人文主

义传统中的语言观念》（Die Idee der Sprache in der Tradition des Humanismus von

Dante bis Vico），Bonn，1963。

17， 　　根据维特根斯坦，波尔（D．Pole）撰写了Condition of Rational Inquairy一

书，London，1961；此外请参阅其The Concept of Reason，载：R．F．Dearden，D．H．

Hirst，R．S．Peters（Eds．），Reason，Vol．2，London，1972，第1页以及下两页。

Pole解释合理性概念的视角包括客观性、公共性和人际关系、真理、理性的同一性以及合

理赞同的理想。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合理性概念，请集中参阅：St．Cavell，Must we mean

what we say？，Cambridge，1976；及其The Claim of Reason，Oxford，1979。

18， 　　当然，各种理由具有不同的实用功能，这要看它们是要用来解释谈话双方的歧

异还是不成功的干预。提出断言的言语者必须具备提供好的理由的看家本领，以便在需

要时使他的谈话伙伴对陈述的真实性深信不疑，从而能够达成合理共识。反之，行为者无

须对所遵守的行为规则提供论证，工具行为就能取得成功。目的行为中的理由只是用来解

释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一定的场合，使用某个规则能否取得成功。换言之，技术行为或策

略行为的有效性（现实性）与所能给出的有效性解释之间尽管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但对

这种内在联系的认识并不是成功使用这个规则的必不可少的主观条件。

19， 　　Max Blanck，Reasonableness，载：Dearden，Hirst，Peters，（1972）。

20， 　　请参阅施太格米勒（W．Stegmueller）的综合论述：《科学理论与分析哲学的

问题与后果》（Probleme und Resultate der Wissenschaftstheorie und Analytischen

Philosophie），Bln．Heidelberg，New York，1969，Bd．I，第335页以及下两页。

21， 　　卢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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