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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自我幸福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快乐，但必须同时满足二个原则：其一，自我的快乐并未有意或严重妨碍他人的快乐，其二，当下的快乐不会减少今后的快乐。
第一个原则是幸福的社会化原则，其必要条件是自我能够体验到他人所感受的快乐，他人也能够反过来如此体验，这样的结果就会使个人欲望与社会欲望相连接，消除了个人为追求快乐而反社会的可能。在网络空间中，人们不能因为交往的虚拟化而放弃对欲望满足的共同体验性的追求，显然共享快乐和幸福是较无视他人快乐和幸福更具有普遍性的规则。因此，虚拟生活虽然在身体只面对网络的意味下是一种自我生活，但网络所带来的意义与价值的连接仍然要求自我幸福与社会具有某种相融性。在网络空间中，妨碍他人快乐的表现又分为显见和潜藏两种，前者无需赘言，后者则表现为刻意制造出某种虚假的快乐，使自制力较弱的人痴迷其中，网络的隐匿性为这类谎言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值得指出的是，不妨碍他人的自我快乐并不必然意味着自我幸福，它还需要满足第二条原则。
第二个原则是获得幸福能力原则。石里克（Moritz Schilick）曾将快乐分为两种，其中一种在享乐之后人本质上不发生改变，而另一种在享乐之后，要再重复同样的快乐或享受其他快乐就很困难，甚至不可能。[lxxv]显然，第一种快乐具有较高的幸福价值，第二种快乐的核心症结在于它作为一种欲望的满足，削减或剥夺了人们获取未来的快感的能力，即获得幸福的能力。在网络空间的自我生活中，由于没有真实的同伴的有形或无形的监督，第二种快乐的诱惑往往很难战胜。因此，一位法国人类学家甚至提醒人们，人际关系结构的改变有可能出现淫化和我向的色情化（erotisation austite）[lxxvi]。考虑到获得幸福能力这一问题，不难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缺乏这种能力的人需要监护和陪伴。例如，如同在真实生活中父母应该监护未成年人一样，未成年人上网应该在父母监护下进行，否则社会的基本幸福价值何以延续下去。类似的，那些缺乏获得幸福能力的人，也应该得到帮助、监护或相互帮助。
无疑，上述两个原则的落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的确需要一种实践的明智。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这种实践明智的需求，源于我们生活的时代的商业化知识权力结构为了刺激消费，而无原则地调动着人们的欲望。这就导致了一种社会繁荣与自我幸福的悖论：为了实现社会的财富的持续增长，各种根本不能带来理智能力及精神境界提升的享乐性消费，通过外在的诱导和心理强迫使人们愈来愈陷于非自主的欲望追求和消费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自我要维持其基本的幸福就必须引入一种欲望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主要理念是适度放弃，我们可以称之为放弃伦理[lxxvii]。显然，放弃伦理并非消极的观念，有所放弃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值得把握的东西。放弃什么，抓住什么，这是人类所面对的永恒的难题，面对网络中的虚拟生活，如何适当放弃以走向自我实现、获得自我幸福，其抉择甚为复杂和困难，这也是我们强调网际自我伦理的意义所在。
四、基于伦理的文化战略
作为人类心理和伦理的试验室，网络空间和虚拟实在中的虚拟生活为我们展现了纷繁复杂的网络文化现象，如何从伦理的角度把握网络文化现象，如何制定合乎伦理的网络文化战略，是对虚拟生活进行伦理思考的重要目标。
网络文化在本质上是与现代性紧密相连的大众消费文化，而现代性同奢侈消费的关系密切相关。奢侈消费是现代社会逐渐世俗化的主要体现之一，松巴特等人指出，奢侈消费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它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商品方式和组织形态的形成。[lxxviii]这其中的主要动力机制是，处于知识权力结构核心的资产阶级看到，他们可以通过建立一种大众消费文化获得最大的利益。因此，在所谓世俗化的现代性的祛魅运动中，不仅有主体控制自然的向度，还有一种主体顺应自然的逆向运动。[lxxix]前者强调理性控制，意味着人为自然立法，与生产过程有关；后者强调将人的本体从理性下移至本我、感性和个体，主张凡是自然的欲望都应当满足，是感性纵欲的，与消费过程相关。如果将此两个向度概括为自由，即前者是与主体自主性相关的积极自由，后者是与个体放任相关的消极自由，那么不难理解控制自然和顺应自然的巧妙配合在玉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必然也会因为自主性的膨胀和被诱导的消极消费而导致自然的异化和自我的异化。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弗洛伊德的性理论未尝不是迎合了这种合谋。
基于伦理的网络文化战略的出发点在于，揭示各种乌托邦想象背后的知识权力结构的宰制性，引入一种责任的观念，使网络空间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和公共空间能够在微观生活中发挥其赋予权力和解放性的功能，同时也必须看到网络权力结构的差异和无秩序也潜藏着创造力和生长性的力量，完全以真实世界的标准框定虚拟生活并不总是适宜的，而作为一种制度性的战略则在于建构一种反思与批判性的网络文化，使人们能够通过独立思考和相互磋商找到虚拟生活的方向。
1. 从乌托邦原则到责任原则
翻开大多数关于网络文化的书籍，所讨论的问题都集中于诸多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集体想象，如网络就是新生活、电子人、电子全景监视（奥维尔之1984和老大哥）、言论自由、互动式交往、巴别塔（文化际沟通难题）等等，它们之中，有的认为网络技术不仅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新的生活形式，还能使现有的社会问题（如缺乏社群沟通等）得到改善；另一些则认为网络空间的发展会导致集权统治，会使人最终丧失自我走向毁灭。实际上，任何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构想都不是深刻的反省，而只是大众消费文化现象的延伸，仅是对于网络文化现象的简单化处理。面对网络空间所带来的伦理挑战，我们必须认识到正确的伦理抉择绝不是对某种乌托邦想象中的信条的遵守，而应该引入一种对人自身的责任。
在网络文化的建构中，最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美国人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执着。其内容是：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和禁止宗教活动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由于言论和出版自由权被神圣化，任何针对网络内容的控制都遭到了强烈的反弹（甚至使用反黄芯片的做法也受到了质疑）。最后，为不侵犯个人言论自由计，只能设法控制言论自由的不良后果，以约束那些滥发有害信息和以此牟利的人。这与美国一些坚持生命的超越价值的团体反对堕胎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其实，言论自由之类的抽象原则本身并不错，但如果将其作为网络空间的一种乌托邦特性加以无条件的捍卫则是难以自洽的。显然，这对于不相信这条原则的人或网络有害信息的受害者来说并不是什么圣经。
网络文化的迅速发展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人们必须遵循一种新的责任原则。这种新的责任原则不再仅仅要求人们对某种乌托邦的信念负责，而强调人们应该朝向未来，对可以预见的后果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对此，雅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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