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一些。有时还可能更成功。语汇没有留下来，所传达的思想可能通过其它途径融入中国思想了。玄奘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的。中文译名，一方面希望传达出原文的概念结构，一方面希望进入中文概念系统，成为可用的语词。这两种希望，在不同译名上的比重往往也不同。不同比重甚至反映出译者的不同取向。我个人更偏重于前一方面的希望。

    翻译是一种重要的学习。但我们不能总把学习比喻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的“吸收”过程。别人的长处，多半不可能剪贴到自己身上。但深切体会别人的长处，仍有助于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优良的品质，虽然原则上不可能整理出一个普遍有效的促生机制。一个译名是否有益于拓宽加深汉语的概念内涵，不能单纯用这个译名是否成为常用汉语词汇来判断。当然，流行起来的语汇，既然流行开来，就或多或少地直接改变了汉语。至于汉语因此变得更健康丰厚，还是变得庸俗软弱，竟不是译者管得了的，而端系于使它们流行起来的土壤成色如何。流行与否，和最切实地疏通原文义理则更少联系。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译名最好还是专注于适合疏通义理。是否流行，是语词自己的命运。

    无论什么译名，都只是一个起点，要真正起到语词的作用，它必须和固有的语词取得联系。融入日常语汇，只是种种联系之中的一种。使用原有的语汇来翻译，也只是其中一种。有些译名，虽然始终陌生，却可能为我们所熟悉的世界带来新的生机。

    当然，我绝不赞成滥造新词。不得已而营造的时候，则须尽心营造义理上通顺形象上可感的新词。能够与日常用语相通，就尽量沟通，不要有意制造乖僻。我自己在翻译的时候，迫于无奈采用过甚至制造过不少怪异的语词，但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很少用到它们。有人却很喜欢用这类怪异的语词来写文章。但若这种文章只是用了语词而什么都没说，我们就不能说这些语词真正得到使用了，已经进入中文了。看到我率先采用或制造的语词，写在文章里，怪里怪气的，真个诚惶诚恐，好像自己是始作俑者。其实，这些并不大舒服的语词，主要是起车乘的作用，并非邀请人们在其中安家。我们有了车，出门就方便了，但很少有人愿意把家安在车上。

     

    译名统一问题

     

    倪文中有一句说：“选择译名与理解思想一样，都有一定之规，不能落入随意，故而存在着一个讨论的基础”。这原是老生常谈，不幸今天却不得不重提。论理的文章，不再像论理，倒更像明星登台那式的“自我表现”，不管别人对不对，但也不管自己对不对，只要是表现了一番就好。结果难免像昆德拉所说的那样，表达真实自我所依赖的共同生活瓦解以后，每个人都在表达他抠鼻孔的自我。

    本文的主导线索是同一外文词的译名是否一贯，而倪文则侧重不同译者之间的“译名统一性问题”。的确，翻译主要为了不大能读原文的读者，同一个原文，你这样译，他那样译，的确有时会使读者无所适从。翻译海德格尔的人主要读原文，最多读一点中译作辅助，所以尽管手上在翻译，心里竟可能忘了读译文的人。我最初是靠中译本读西方哲学的，颇为译名混乱苦恼过。就是今天，读到“符码”“指号”“指码”“语话”这些词，也常猜不出从什么词译过来的。

    倪文指出我随熊先生把verstehen译作“领会”，就易产生这样的结果。我觉得这个例子比较接近边界情况。Verstehen这个词，在海德格尔那里译作“领会”实在不错，而且也可能把这个译名带到一般的上下文里。不过，它在哲学著作中通常已经译作“理解”，而且在海德格尔著作中译作“理解”还是“领会”也非优劣判然。所以似乎可以考虑与通常译法统一起来，把它改译作“理解”。

    现代西方哲学翻译工作的情况的确不如人意。译名混乱只是一例。倪君觉得前景不容乐观。乐观悲观多半无法讨论。但我想就此补充几点考虑。平心而论，十几年来著力于这项翻译工作的学者，本来西文中文西学中学的底子都不是很厚，上一辈学者由于政治环境等等也没有给我们创建好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学术规范。我们忙着补西文补古文，来不及在同行之间交流，难免弄成各行其是的局面。现在的局面已经有点改观。大量的译文已经摆在那里，无论质量高低，总使我们的讨论有了材料。理解方面，也有些提高。近来出了几本关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专著，都信实可读。在这种局面下，如果我们能像倪君这样多作些具体而微的讨论，未始不能找到更广泛的共识。我们的目标本来就不是诸译者之间的完全一致。如果两个译者确经深思熟虑而各自仍坚持自己的译名，那么很可能实际上是两个译名并存更合理。这种情况不会很少，但也不至于多到让读者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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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篇文章也发表在《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二辑。

    [2] 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701页。

    [3]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序第15页。

    [4] Hugo Friedrich, Zur Frage der Uebersetzungskunst，载于《Theories of Translation》，ed. by Rainer Schulte and John Biguenet, University of Chicago，1992，pp.12－13。不过，并非罗马人都持此种态度。这本书后面也说到，在罗马文化中高标特立的贺拉斯有诗云：逐字逐句，翻译永不会太过忠实。

    [5] 简宁主编：《透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第25页。

    [6] 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224页。

    [7] 王庆节：“亲在与中国情怀”，载于《自由的真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398页。

    [8] Heidegger, 《Sein und Zeit》，Tuebingen, Niemeyer，1979，S.102。

    [9] 同上，119页。

    [10] 同上，11页、27页等处。

    [11] 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662页。

    [12] 本节涉及的问题曾在1998年五月杭州现象学专业讨论会上作了讨论，笔者受到孙周兴、靳希平、倪梁康、张祥龙诸君的启发。 相关性：毕业论文,免费毕业论文,大学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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