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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那里开始从关注万有转向关注逻各斯，从“存在”转向“是”。不管怎么说，从那以后，西方哲学关心的就主要是“是”，而不是“有”。海德格自不例外。所以，从义理上说，把Sein译作“是”最好，译作“在”和“存在”还好，译作“有”则差得远一些。不过，倪君说得很好，我们单单从义理上讨论，往往仍决定不了哪个译名最妥当，必须自己动手作相当多的译文，说话才有更大的把握。因为无论如何，译者必须让读者能把译文读下去，哪怕读得相当勉强。我很乐意见到有人试用“是”来翻译，同时又能让译文大致通顺可读。我在实际翻译的时候，当然常作权变，有时也把名词性的Sein译作“是”有时也把动词形式译作“存在”。愿意把Sein译作“是”的同仁，也不妨在必要的时候混用“存在”。
Dasein，此在、亲在
上一节说，我们最好能用同一个中文词来翻译同一个外文词，不论翻译的是谁的哲学著作，不论这个作者强调的是这个词的哪重意义。因为既然他强调的是这个词的某种意义，我们若换个词来翻译，就抹煞了作者的苦心。不仅如此，如果这个词有个日常用法，我们就还须考虑日常用法，因为作者既然不肯生造一个词而从日常语汇里挑一个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我们若生造个词来翻译，同样辜负作者。从这一点说，用“此在”来翻译Dasein比较妥当。
Dasein这个词，熊伟先生起初把它译作“亲在”。我初读《存在与时间》的时候，一边读一边把一些重要段落译成中文，因为要应付很多Das Dasein ist da这类文字配置，自然就会想到把它译作“此在”。当时并非有意要在正式翻译中取代“亲在”这个译名。但译成习惯，嘴上也就这样说。一次和熊先生讨论，说出“此在”，自己颇不经意，先生却立刻注意到了，并认真和我讨论起到底哪个译名更好。我陈述了译作“此在”的来由，先生颇以为然，相约今后都尝试“此在”这个译法，看看能不能随处都译得通。这个译名，虽然是我先提出来的，定下来采用，先生却比我还要热心。
“亲在”这个译法，像先生的其它许多译名一样，有其神韵。不但外行颇有迷这神韵的，就是学界中人，也有人不愿放弃。翻译《存在与时间》的时候，王庆节君就很愿说服我保留熊译，现在仍有不少人希望我改回来采用“亲在”。王庆节君在最近一篇文章写道：
倘若我们从海德格在《存在与时间》中对Dasein之da的三重结构(现身情态，筹划领会，沉沦)的生存论分析出发来展开对Dasein的理解，就不难看出熊先生选用“亲在”翻译Dasein的一番苦心。首先“亲在”的“亲”当在“亲身”、“亲自”、“亲爱”、“亲情”的意义上使用，这与Befindlichkeit（情感状态上的现身在此）的意义相投。例如，当我们用中文说“亲身感受一下”，“亲自做一下”，无不是要打破理论或范畴层面上的局限，进入一种现时现地现身现事的情境。同时，这种“亲”的情境，并非西方传统心理学意义上的主观情感，而是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背景下，一个不分主客，先于主客，乃至先于个体分离状态的亲情交融。《孟子》与《中庸》解仁为亲亲就有这层意思。其二，“亲”可在“新”的字义下使用，例如《大学》首句，程颐读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朱熹解为，“新者，萃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如此以“新”解“亲”，既合古铭训“苟日新、日日新”之意，也与海德格所解Dasein之da为永不止息地向其可能性之筹划的“能存在”相契。第三，《说文》解“亲”为“至”，并解“至” 为“鸟飞从高下至地也，”这也正合海德格的da的第三重建构“沉沦”，而又很少海德格反对的传统西方形而上学中极强的超验性含义。[7]
庆节君的理由大致都成立，但这些理由考虑的都是海德格怎样理解da。而我则对另一个方面考虑得更多。如果一个哲学家生造出一个词来，我们就只需考虑什么译名最适合传达这个哲学家的意思。但若他用的是传统术语，甚至就是日常用语，同时突出或挖掘出某种特别的意思，我们就不得不考虑这个用语在别的哲学家那里乃至在日常交往中是怎样用的。只要海德格用的是旧名，那么无论他的理解多新，甚至多么更加正确，我们仍然该沿用旧名。在康德那里，在黑格尔那里，我认为同样可以把Dasein译作“此在”。但我们在那里也可以译作“亲在”吗？我们愿意把德国人时时在说的da译作“亲”吗？我们愿把Der Platz ist je das bestimmte“Dort”und“Da”des Hingehoerens eines Zeugs[8]这句话里的Da译作“亲”吗？海德格不是偶然谈到这个地点副词，他后面不远就谈到这个副词和“我”的联系[9]。所以，虽然我像有些朋友一样，也很喜欢“亲在”这个译法，但考虑到da在各种行文中的连续性，我认为还是把Dasein译作“此在”更严格些。
张祥龙君现把Dasein译作“缘在”，我认为也有同样的缺点：太偏重于一个概念在一个哲学家那里的特定用法，而不是一个语词在一种语言里的基本用法。不过，可以说在每个译名中都有解说的成分，只是翻译成分和解说成分的比例不同。“此在”当然也有解说的成分在内，这个“此”合适不合适，就有争议。不过这是一个不波及其它译名的独立问题，不妨另行讨论，而这里的首要关注是翻译的理论方面。再者，像Dasein这样的基本概念，两三个基本译名同时共存，让中文读者能从几个重要方面来体会，也有好处，只要不是一人一译，各逞一得之见，把翻译变成了六经注我。
Ontologie，存在与存在者
偏重于一个概念在一个哲学家那里的特定用法，还是重视一个语词在一种语言里的基本用法，这一差别最突出地体现在我们当时对怎样翻译Ontologie这个词的考虑上。
传统上这个词译作“本体论”，与此相应，ontisch和ontologisch就应该分别译作“本体上的”和“本体论上的”。但海德格在《形而上学导论》里详细说明，on有双重意义，一是存在，二是存在者，希腊人始终不知道区分这双重意义，所以直到海德格之前哲学是一团糊涂。Ontologie是关于存在的，然而传统的Ontologie，谈的其实都是关于存在者的性状，是ontisch层次上的理论。人所周知，在海德格那里，存在和存在者的差别，即“存在论差别”，是头等重要的差别。于是在动手翻译《存在与时间》之初，我就和王炜、王庆节、刘全华等学友讨论，决定根据海德格尔的辨析，不用“本体论”而用“存在论”。当时的主要想法写在中译本第四页的一个脚注里：“Ontologie一词，传统的中文译法为‘本体论’。这个词的原意实际为‘关于存在的学说’。因为后人将‘存在’解释为与‘现象’相对的‘本体’，这个词自然就以‘本体论’一译流传至今。本书中，作者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破现象、本体之二分，除却对‘存在’理解的千年之蔽。因此，译文将Ontologie一词改译为‘存在论’。”与此相应，ontologisch随着译为“存在论上的”。按说，ontisch就应当相应译作“存在的”，但? 馇『门×恕Ｔ诤５赂衲抢铮琽ntologisch才是关于存在的，ontisch涉及的则是存在者层次上的各种性状。于是，我当时在中译本里就追随熊先生把ontisch译作“存在者状态上的”。
一般情况，sozial译作“社会的”，soziologisch译作“社会学的”。“社会的”和“社会学的”的区别何在？两者有一种明显不同的用法。“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学的发展”完全是两回事。但在“从社会性来看”这一意义上，两者似乎没有什么分别。其实，中文语汇区别“物理的”和“物理学的”，德文却无此区别，都叫physikalisch。“化学”和“物理学”对应，然而，我们只有“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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