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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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主义”在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强大影响正是由社会主义命运的特殊际遇决定的，具体地说，首先是由于“文革”所造成的历史性后果决定的。“文革”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政治失误，而是深远地影响了历史的一次社会震荡，它的直接的后果就是将社会主义运动中有历史渊源的左倾路线推向极端，使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含的历史理性也丧失殆尽，并给历史留下了空场。这给自由主义乘虚而入提供了历史时机。所以，说到底，文化建设上在八十年代反复出现的西方中心主义，民族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等倾向，这根本上是由于正面文化建设理论的贫乏所造成的危机。从历史的眼光看，“文革”为代表的是扭曲了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是“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的一个令人难堪的休止符。激进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会以偏执的特点走向极端，为什么会在历史生活中造成如此恶劣的后果，这是不是与中国的封建传统、小资产阶级的偏执、宗法社会的浓厚的历史渊源有关，这是另外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不管这种历史变革的原因如何，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复活是一个事实，而能有力量批判它，取代它的，既不可能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文化激进主义，也不可能是传统定义上的保守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中，我们要有新的历史眼光去重新审视这一切。我们不是一般地批判激进主义。然而，认定激进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并不等于庇护它的历史局限。六、七十年代的左倾路线将文化激进主义推向了非常荒廖的境地，并充分暴露了它的弊端。其历史性荒谬在于：在一个需要它历史地承担新的建设的时代，它却仍然拒绝一切可能的包容和对话。而这个荒谬从历史运作的内在机理看，无疑也是由于激进主义思想家思想方式的片面性，反辨证法，对中国社会发展缺乏系统的科学的认识有关，所以，它挟带着这种片面性的历史作用也就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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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反自由主义、反传统，以历史的不可阻挡的内在逻辑走向社会主义。激进主义并不等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更是一种激进主义），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却是在激进主义的氛围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方向上，曾产生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样杰出的政治——文化纲领性著作，正是其中历史合理性的体现。然而，它的新的历史阶段的轨道却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几乎到处碰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以民族虚无主义为旗号的文化纲领将文化激进主义推向了文革这样的深渊，以致于八十年代以来它处境尴尬而无法理直气状地言说。然而，正因为在文化激进主义的路向上合理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这样的纲领性理论，所以它并不是一只可以被随意打倒的“死狗”——这与八十年代以另一种西化的激进主义对待这种现实传统的估计相反，它太乐观地估计了自由主义在今日中国的前途，也太缺乏历史眼光地低估了文化激进主义的合理性。很多人不愿看到或提到：自由主义的所有这些概念是建立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即承认全社会的“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它们不是一些适用于一切时代的永恒的价值范畴，而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的观念体系，而且主要是自由竞争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的思想体系。而“思想意识的标准——关于既定秩序，特别是关于所有权；关于财富、宗教和国家；关于白种人和西方文化优越的观念——形成了这一社会的整体。而且必要时，还要使用警察、法官、军队、监狱或放逐等手段”。米歇尔·博得（Michel Beaud）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分析，指出了自由主义思想产生的历史基础和它的本质，同样，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也直言不讳地指明了自由主义的社会要求。林毓生在《殷海光林毓生信录》序中写道：“从理论上讲，中国的大病根也反映在代表早期五四思想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上。……中国问题的焦点在于是否可能移植英美自由主义所蕴涵的文化与制度及其在中国泥土上生根的问题”。自由主义在八十年代的辉煌和长驱直入式的胜利，仍然是短暂的。从根本上看，它的一整套容易纳入西化体系的观念，与当代中国的发展的现实有很大的反差。往后看的时候，“反文革”的历史性要求使自由主义观念兴旺一时，但历史任务的重心开始转移的时候，当自由主义不仅在理念上，而且在社会体制上，进一步从政治上提出要求时，与中国社会的相异性一面就充分暴露出来了。进入九十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以后冷战姿态给自由主义注上了一个绝妙的解释：在当前自由主义原来并不是一套抽象的理念，而是有着一套国家利益为支撑的历史要求。今日西方极端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要求的是世界市场和后殖民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霸权的输出。从总的世界大格局来看，今日自由主义并不是一只美妙无比的红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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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第三世界的学者，今日我们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扬弃），与五·四时期是不一样的。五·四时期的各种理念对中国知识界来讲均是一种设想和假定，而今天我们有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与生活实践，有了各种主义的尝试。而且，也已有了历史公正的检验。所以，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已经有了理性的眼光。也就是说，对待启蒙时期的反封建遗产我们并不需要一味地拒绝。既然市场、股东、银行、信贷、期货……这样的“经济怪物”都是自由主义时代产生的，而且此种形式可以被现代社会所完全接纳的，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观念体系的合乎理性的部分，不也是可以被我们吸收的吗？既要被吸收，又要被拒斥——这是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命运，也就是说，自由主义还不可能具有现成的、填补空白的文化结构性功能，也不可能仅仅只是一个外来的怪物，历史仍然需要新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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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需要中国知识分子重新思考进入九十年代，当自由主义的声浪开始低落，中国知识分子怀着民族主义情绪抵御西方中心论的霸权意识时，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又回到了本世纪初的历史关头。所不同的是，这次选择是在自由主义在西方遭到合法性怀疑，社会主义运动遭到历史性的挫折，民族主义风起云涌而又无法抵御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的二十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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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从一方面说，这是一个现实，从更深的理念上讲，当代中国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自由主义所代表的私有制度以及它所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必然的霸权意欲，遭到更多地怀抱大同理想与民族主义情绪的知识分子抵制；保守主义又是不可行的，它没有现代资源可以使一个落后的第三世界中国成为世界强国，而社会主义尽管遭到重大挫折，但它怀抱的为绝大多数普通人谋利，为社会公正和健康发展提供机制的理念，是不会过时的，问题是，当我们告别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之后，在政治——经济——社会开始选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以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社会主义之后，我们有必要考虑在这个基础上的文化重建。我们没有先例。我们能写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式的“当代新社会主义文化”的纲要吗？市场经济无疑是鼓励竞争的，无疑是鼓励人员在更大空间流动的，无疑是鼓励在不妨碍他人幸福的前提下追求个人幸福的，无疑是强调在法制基础上的社会公正的，在这个基础上，无疑是鼓励适度的消费和社会性的休闲的。“市场”，特别是发育不全的中国特定的市场，又不可避免地带来原始的贪欲，道德的失落与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色情文化的泛滥，人与人之间的金钱至上等等……，但是社会主义原则又坚决排斥这些社会性的瘟疫，社会主义提倡和鼓励集体主义，提倡和鼓励健康的精神文明与人与人之间的新的互助、互利的关系。在过去的很长时间与市场经济匹配的所有的精神道德范畴都被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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