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处理堂会事务可能比处理宗族事务更为复杂，因为堂会成员很少是来自单一宗族姓氏的村落。一个堂会往往是周边十里乃至二三十里内自然聚落的信徒聚会点，怎样平衡堂会的内外关系，实是很大的挑战。尽管确有一些堂会在传统乡村政治的影响下，风波不断(82)，但通常情况下，这些长老、执事都能较好地处理堂会内部的矛盾与关系。与此同时，他们对于地方事务也抱有浓厚的兴趣，排难解纷，济贫扶弱，很多都扮演着地方精英的角色。甚且直接担任世俗职务，有担任保长者，(83)有担任乡长者(84)，有担任民团团长者(85)，在地方上广有声望与人脉。
    至于普通信徒，由于地位的低下，他们更加注重地缘与亲缘关系。不论堂会，还是教会医院，不论是本地布道人，还是外国传教士，都是其可以利用的资源。在他们看来既然参加了教会，成为教会网络体系的一部分，理所当然地该体系应当无条件地为其服务。事实上，至少对那些灵性比较淡漠、专重教会权势的信徒来说，教会就是一个虚拟的大家族，堂会的负责人、传教士就是身份不等的家族负责人，这些人应当保护他们的利益。当他们与教外之人发生冲突时，教会领袖和传教士就应当坚定地维护其利益，否则就不免受到批评。在府城福音医院工作的高似兰医生就因为不肯对教民的诉讼进行干预，而被信徒粗暴地指责(86)。精明的乡民们无论入教与否，无论传教士是否真正支持他们，他们都能巧妙地利用教会达到自己的目的(87)。尽管英国长老会在清末就已经确立了不干预信徒词讼的政策，但仍然无法避免教会人士利用地缘与亲缘关系，在教会内外谋取自己的利益。
    由于基督教信仰的绝对性，信徒加入基督教意味着对其他信仰的放弃，尤其是对祖先崇拜和偶像崇拜的放弃，这的确是对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认同和以崇拜各种地方神灵为标志的地域认同的重大挑战。事实上，在早期，汕头福音医院的报告中有大量这样的事例。由于基督徒被要求必须回到所在家乡，公开在亲友面前表明自己的信仰，所以许多人都遭到迫害。因为这类行为直接针对乡村社会的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因此许多迫害行动往往是亲友和同宗族里的人来实施(88)。更多的时候，这类迫害不过就是不信教的丈夫或妻子的痛骂与殴打。
    然而基督教的挑战并非是整体性的，教会方面所要求的只是让信徒放弃旧的信仰，并未打算让他们割断与家庭和乡村社会的联系，教会方面明白如果基督徒完全脱离传统社区，甚至离开原来居住的村庄，对于基督教在本土社会的建设并不利。所以，教会非但不鼓励基督徒斩断其传统的地缘和亲缘关系，反而要求信徒们尽量地忍辱负重，甚至要求因遭受迫害而离开了家乡的信徒，重新回到原来居住的乡村，重建与家人、族人和村民的良好关系，通过自身的行动为上帝作见证，从而吸引更多的人进教(89)。也因此，已经入教和准备入教的人很快找到了减轻乃至消除迫害的方法，这就是尽可能地避免使皈依成为个人行为，而使之成为整个家庭、宗族乃至整个村落的集体行为(90)。当其中某人准备加入教会时，他们往往要引导家庭的其他成员采取相同的行为(91)，或者利用乡村的邻里关系组织一些人共同参与宗教活动(92)。这样的事例在汕头福音医院的报告中有很多。当有人准备创建新的堂会，则多采取鼓励多户亲族乃至整个宗族皈依的方式(93)。通过这种方式，基督教至少在本土社会取得了真正的立足之地，较好地融入了传统的社区之内。而对于信徒和堂会长老、执事来说，在教会的鼓励和默许下，他们在教会体制内部分重建了家族认同和地域认同。
    在新堂会的建设中，正因为教会精英充分利用了地方社会的地缘和亲缘关系，才使得建堂得以成功。而在建堂过程中发挥过重大影响的人物与家族自然就是堂会的开创者和堂会事务的主导者。岭东长老会的许多堂会在追溯其历史起源时，所构建的堂史谱系与传统
[align='center']           [/align]                             族谱并无太大的不同，而教会谱系所体现的地方权力话语态势，与族谱也无本质性的区别。通过借助本土社会的地缘与亲缘关系，基督教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
    余论
    作为基督教的福音辅助机构，教会医院凭借其技术和体制的优势，很快扎根于本土，在一片广大的地域之内，迅速地构建起一个强有力的福音传播网络。这既表明基督教对本土社会有着很强的适应性，也说明本土社会尤其是相对传统的乡村社会对于外来事物有着极强的容纳能力。然而，正如传教士是依据西方经验来观察本土社会一样，本土社会对于传教士和教会医院也同样存在一种文本误读。这种误读应分为两种。对于不信教的官绅商人和普通病人来说，他们对于传教医生和教会医院主要是一种技术性的选择误读，他们故意忽视了后者的福音功能。而对于本地的基督徒来说，则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文本误读。他们自然非常清楚传教医生的使命和教会医院设立的目的，但是，对于本地信众来说，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制度性宗教，其强大的制度性功能对本土社会既构成很大的挑战，同时也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巨大资源。堂会与堂会之间、堂会与医院和传教站的联系网络，为信教的乡民们提供了一种超越村际界限的新的交往样式。以堂会为平台，借助复杂的地缘与亲缘关系，教会内的精英人物建立起带有鲜明本土特征的基督教社区，成功地在教会体制内部重建了地域认同和家族认同，特殊主义的价值观重新成为教会内部的交往准则，并通过教会谱系的构建强化了教会内部权力分配的合法性。
    基督教的普世性要求其必须超越地域性，而不能沦为一种地域性的组织，信仰的个人性也要求其超越传统的亲缘和血缘关系，使每个人能够真正地单独面对上帝。然而，传教事业不能悬置在空中，必须扎根于本土社会，必须与本地的社会文化发生关联，而依托地缘与亲缘关系则是进入本土社会的方便途径。事实上，基督教在近代中国既具有分散性宗教的强烈入世特征，尤其是基层堂会与传统小区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而非如中国主流宗教那样，寺庙与道观是逃避世俗社会的场所，同时基督教还具有中国另一类制度性宗教——民间秘密教门的某些特征，既植根于地域，又超越地域性限制，各地宗教场所相互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所有这些，使得基督教与去中心化的中国传统主流宗教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并不构成对地方文化秩序尤其是官府权力的挑战。处在本土社会文化网络之中的基督教会的强大的组织功能为乡村政治的运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而其对信徒的强力控制则可能被本地的世俗精英阶层视为另类。近代基督教本土化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本土对基督教的疑忌，使其不仅有可能遭遇地方势力的排挤，更有可能遭到正式的国家权力的压制，陷入两难之中。
    注释：
    ①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城市化》，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47、275页。
    ②J. Campbell Gibson, Mission Problems and Mission Methods in South China. New York, 1901. p.120.
    ③饶宗颐总纂：《潮州志·沿革志》，潮州地方志办公室影印本，第一册，第28-30页。
    ④William Gauld,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Hospital at Swatow,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Hongkong: Printed by De Souza & Co. 1878. p.3.
    ⑤William Gauld, "The Medical Missions at Swatow", The Chinese Recorder, 1868, p.74.
    ⑥William Gauld,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Hospital at Swatow,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Hongkong: Printed by De Souza & Co. 1878. p.2.
    ⑦Edward Band, Working His Purpose Out;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1847-1947. Reprinted by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Taipei, 1972, p.205.
    ⑧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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