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单中可以看出，近代潮汕地区霍乱和腺鼠疫频发。最初，教会医院在防治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贡献，其所能做的主要是防止留医者感染，以免引起整个医院的恐慌。但至迟到1910年，汕头福音医院已经得到了防治鼠疫的疫苗，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防治。怀敦干医生(G.Duncan Whyte)在致Dr.Dale的信中说：
    去年年末，米医生(Dr.Nina H.Beath)和我都觉得，再推迟给那些围在医院这里的人们注射抗鼠疫疫苗是不公正的。我们知道自己没有许多时间去做这项工作，不过希望工作稍微轻松一些后在中国新年时去做这项工作。你可能听说过，注射过哈菲根(Haffkine)血清的人中只有少部分人感染了鼠疫，大多数人都很健康。注射的效果超出那些邀请者的预期，更多的请求超出我们的能力。尽管我们不得不拒绝某些要求（特别是在鼠疫流行的后期），但我自己就注射了五千多人。我估计有其中一半人是异教徒，不过原则上，基督徒可以优先提出得到治疗。在棉湖镇（黄寿亭是这里的牧师），鼠疫肆虐了一段时间，不过只有一个注射过血清疫苗的病人死亡，当我为他注射血清时他已经被感染。我花了三天时间注射疫苗，治疗了几个鼠疫病例，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他们中一些人已经康复。……来年，我主张所有医院的职员都要注射抗霍乱疫苗，亲历恐慌是一件可怕的事情！(49)
    1910年的医院报告则提到医院注射5431例抗鼠疫疫苗，接种720例天花疫苗(50)。1914年的报告提到1912年汕头发生霍乱，“死亡狼藉”，而医院为人注射疫苗，“活人不少”，报告还特别提到，最初怀敦干提倡注射疫苗防止鼠疫时，人们多抱怀疑态度，来注射者“稀弱晨星”，但其防治效果逐步得到人们认可，来注射的人一年比一年多。仅1914年春就有3341人注射疫苗(51)。传染性疾病所带来的重大恐慌，实际为教会医院的声誉提升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这也是教会医院发挥社会影响的最好的场所。
    从1864年起汕头福音医院就专门为麻风病人提供医疗服务(52)，1867年吴威凛在创建病院时特别设置12个位置，在医院之特殊位置，专供麻风病者居住(53)。1877年医院治疗麻风病人数为90人，日均留医数为13人。1878年长老会在建设总医院的同时，建设麻风病医院，医院方面认为每年都有大量的麻风病人来寻求治疗，又不能把他们一并收进总医院，遂在城外的一个地方购得一块地基，该地与四周居民区均有一段距离，但与总医院交通便利。这座建筑可容纳20个病人，经费主要由爱丁堡宣道会支付。麻风病医院总造价为951元(54)。到1927年时，麻风病院的日均人数达到60名。根据医院报告，病人住院后一般症状多能得到缓解(55)。清代乾隆年间潮州府各县均设有专门奉养安置麻风病人的机构——癞民所，然其职责重于养，病人日给银或米不等，且名额有限制(56)。现福音医院附设麻风医院，专重防治，这种专门医疗当然能获得本地人士的好感。
    事实上，传教医生还凭借其精湛医术和良好声誉开始与地方官员建立某种联系。吴威凛在1878年建设新医院时就曾得到本地最高长官惠潮嘉道台张铣的帮助。后者帮助其获得了一块很好的地皮(57)，且捐银100两，约合大洋144元，帮助医院建设(58)。张铣之所以帮助建设福音医院，主要是为了回报10年前吴威凛治愈了他的沉疴痢疾。这件事在吴威凛本人的报告和长老会编写的教会史书里曾反复提及，显然教会方面对此是十分重视的。这种影响显然在扩大，1903年新医院进行奉献典礼时，本来没有被邀请的南澳镇总兵和澄海县令主动递名刺，要求出席这种捐款仪式，而仪式是完全按照教会方式进行的，官员们似乎对此也不以为意(59)。
    声誉的累积也为医院获得了稳定的经费来源。汕头福音医院专门将病房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病房专供官绅及其家属使用，中等病房供家境较富裕的病人使用，前两者都是收费的，而下等病房资助贫病人士免费使用，但一般要求自供饭食。专门病房的设立不仅使医院的经费相对有了保障，也因此开辟了医院与官绅和商人的联系管道。医院在历次建设中都有本地官绅商人参与捐款，而为了与其身份相符，这些人捐款的数目一般要远高于普通人的捐款。1903年福音医院之附属女子医院建设时，单是汕头富商陈雨亭就向教会捐款6000大洋。该医院遂命名为“雨亭医院”(60)。
    不过，传教医生在专业上的优势是否可以直接转换在其在地方文化事务中的话语权力，他们与某些官员的往来是否就意味着获得了对官员的影响，这两者其实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姑且勿论教会医疗事业对地方文化的一般影响，因为这类问题很难深入讨论，仅仅就对医疗事业本身来说，教会医院也很难说在本地取得了主导性影响。医术上的进步和设备的先进并不能直接转换为在医界的话语权力，因为这牵涉到医疗事业背后的复杂的社会机制与社会心理。前文已述，长老会的教会医疗体系在本地能影响的人数也就在0.5%到1%左右，即使将在同一地区传教的美国浸会的医疗事业也考虑进去，整个教会医疗事业能够影响的人数也不过在2%左右。其余为数众多的人都是由本地医生医治的。而那些到教会医院医治
[align='center']           [/align]                             的病人，根据吴威凛等人的报告，多半都是在本地医生医治后没有效果，且花光积蓄之后才到教会医院寻求免费治疗的。而在遇到瘟疫等突发疾病时，外国医生行医必须有本地医生出面协助，才能避免流言和麻烦的出现(61)。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医术上落后的本地医生更受到信任？这大约是因为传统中国一直是一个熟人社会，本地医生所具有的社会网络关系很多方面是传教士所不具备的。此外，须指出的是，直到当代，在现代医疗体制已经完整建立起来之后，在潮汕地区中医仍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府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有中药铺，而苦凉茶摊更是比比皆是，本地人除非有重大疾病才到医院诊治，一般情况下都是到中医那里开几副草药回家。这是一种其他地方少见的饶有趣味的文化现象。这表明中医在本地有着非常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至于官员与传教医生之间的往来，大体上应是一种礼节性的，个别人因为得到特别的治疗而给与某种实质性的帮助，这种帮助往往也只是一次性的，实际上是人情的回馈。最能说明官员与医院关系性质的事例仍是上述1903年汕头福音的奉献典礼。当时本来邀请了很多官员出席，但其中许多人因为要参加道台母亲的葬礼而缺席。至于商人的捐赠则多半带有很强的功利目的。
    其实教会医院对人的灵性的关怀和强调医患之间的密切互动，从某种意义说正是对于冷冰冰的现代医疗制度的一种补救，然而医疗事业所具有的现代性的内在扩张诉求，使得教会医院为了与为数众多的公私立医院竞争，更加注意凸显教会医院在技术和设备上的进步性。这固然为其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造成教会医院长期门庭若市、供不应求的现象，为了满足这些需求，建设更大更好的医院，购买更先进的医疗设备，要求培训和增派更有水准的医生来工作，遂成为教会医院报告的中心内容，而其福音化的内容则越来越少，往往用一两句话一笔带过。教会医院在本地普通民众的心目中其“医院”的色彩越来越浓，“教会”的色彩越来越淡。而对于进入教会医院的本地人来说，不论是官员，还是商人，还是普通贫民，教会医院也仅仅只是医院而已，并无任何道义上的优越性，只不过为患病者多提供了一个选择的场所而已。教会医院作为传教机构的意义并未对他们产生任何影响，福音小册子就在医院里售卖，但他们出来进去时似乎都装着没有看见。
    三
    不论如何，透过教会医院这个纽带，基督教不仅与本地的广大乡村社会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而且也与本地区的精英阶层尤其是官员开始进行交往。尽管这种往来多带有礼节性质，但毕竟说明教会医院已在本地具有一定的影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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