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的问题是教会医院的影响是否就一定等于基督教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必须进行深入的分析。近代中国各教会医院的年度报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越来越多的病人数量构成其报告的一个重要内容。汕头福音医院也不例外。问题是这些病人中到底有多少人对基督教的福音感兴趣，教会医院作为福音传播的工具其功能究竟履行得如何。
    汕头福音医院的开创者吴威凛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他认为清楚地理解传教医生的使命十分重要，他指出传教医生到中国来主要不是来推进科学的发展，尽管从医学本身来看这是重要的，如果不是差会派遣他们去做更高尚的工作，医务传教士可以在中国推进科学和医术的发展，但这些不是医务传教士的本职工作。甚至传教士的工作也不仅仅是慈善性的。尽管传教医生可以各种方法使患者恢复健康，使盲人见到光明，使瘫痪者下地行走，传教医院和诊所的建立也鼓励中国人去做类似的慈善努力，但这都不是教会医院的目的。基督教会和传教协会派遣医务传教士，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传布基督教。这使得医疗工作成为福音传播的辅助(62)。正因为如此，汕头福音医院及此后长老会在本地区相继建立的医院都很注意病人来源地的分布，希望通过对入院病人进行福音教育，皈依其中一部分人，并与离开医院的病人保持联系，借此作为开辟传教工场的预备。
    不过，根据汕头福音医院的报告，每年在医院附属的教堂受洗的人寥寥无几，这倒并不是医院病人对基督教冷漠的缘故，事实上要求受洗的人是很多的，但经过传教士考察被接受的人却很少。因此，仅仅依据在医院直接受洗的数据来考察其传教成效是不够的。前文已述，汕头福音医院及相关长老会医院通过与病人的联系，已经在潮汕建立了一个医疗网络体系。现在应当考察该网络体系与福音传播的关系。从现存史料看，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1.病人在教会医院治疗时，闻道信主，返回家乡后即向家人宣传福音，引人归主，进而成立教会。这是最为常见的模式，如余响声翁之创立黄冈堂(63)、胡应顺之创立新饶堂(64)、蔡蒜头姆之创立龙仔堂(65)、蔡亚雷之创立新亨堂(66)、陈望之创立讲洲堂(67)等皆是循此模式建立教会。2.已皈依主道的医生（多为教会医院培养的西医）在行医的同时布道宣教，进而创设教会。鲤湖堂之设立(68)、后宅堂之设立(69)、南塘堂之设立(70)，都是由医生创立。3.由福音医院直接派人布道，进而设立教会，龙口堂就是这样创立的(71)。根据笔者的统计，通过上述模式设立的堂会合计28个，而当时汕头大会的全部堂会为81个，这就是说，因受医疗宣教影响而创立的堂会占全部堂会的35%，而其中直接与汕头福音医院直接相关的为20个。另有2处堂会与府城福音医院有关，有一处与汕尾医院相关，其余则与习西医的信徒有关，这些习西医者当时亦多半出自汕头福音医院和府城福音医院。这些堂会涵盖了汕头大会管理的全部传教工场。这说明教会医院对于传教事业确有很大的作用。而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堂会直接由汕头福音医院的病人创办或参与创办，则说明医院的病人网络与福音传布确实存在密切的关联。
    堂会创立固然不易，维系运转则更难。在潮汕约一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地域里(72)，零零落落地散布着81个堂会，除城市堂会外，各堂点之间的距离最近者也在10华里以上，其间如果没有紧密的联系，则各堂会就会被悄然淹没在传统的社区文化中，不会留下任何声响。杨庆壁曾批评中国传统的制度性宗教如释、道等具有去中心化的特征，作为组织主体，寺庙道观的出家人人数有限，彼此之间缺乏联系，很容易缺乏有组织的信众的联系，其结果是，在中国“没有一个权力集中的宗教系统来主导出家人与民众的生活”。他认为西方社会的基督教正好避免了这些特征(73)。现在的问题是，基督教在中国是否会重复释、道相同的命运。
    作为一种从西方传入的宗教，基督教在中国仍然保持了强大的制度性功能。以长老会为例，其总会—大会—堂会的垂直管理模式有效地强化了堂会与中枢之间的联系，而教牧人员的定期改派和传教士及本地布道人员的定期巡视则起到了加强堂会之间横向联系的效果。这期间，教会医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晚清和民国初年，本地并无专门的医疗教育机构，所有的西医培养都是由教会医院的传教医生负责训练和培养，这是一种师徒式的培养方式。这些人一边学习，一边作传教士的助手。待学业完成、医院许可后这些人离开医院到各地执业。由于他们既是基督徒又有医术，往往被推
[align='center']           [/align]                             举为堂会的执事和长老，成为教会的中坚。1949年长老会为了庆祝福音入潮一百周年，特别为该教会史上有声望和影响的长老和牧师撰写个人传记，其中本地人士入传者共97名。根据笔者的统计，其中与教会医院发生关联者共31人，这31人中有20人曾在汕头、府城和五经富医院里学医(74)，这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比例。有一份数据记载，高似兰在府城福音医院期间，“招集学生一班，课授意学，研究实习，以五年毕业。先后毕业生约数十人，分往各县开业，并协助教会工作，成绩颇有可观”(75)。班德撰写的《英国长老会传教史》也提到，1892年客家地区的31名布道员中竟然有11人是医务人员(76)。尽管教会医院随着规模的扩大，逐步放弃了直接派遣专人到乡村追踪病人的做法，但通过医院皈依的信徒和培养的医生仍成为连接整个教会网络的有力纽带。
    仔细审视这些本土的医务传教人员的身份是一件有趣的事。由于乡村堂会往往开办附属小学，很多情况下，学校的教师就是布道员或牧师，这样他们就具有了三重身份，既是传道人，又是医生，还是教师。传道人的身份在教会体制内自然是受尊重的，但在本土文化中，除了少数大寺庙道观的所谓得道高僧和道士外，普通僧道恐怕很难赢得人们的尊重，哪怕是乡民的尊重，但教育却是传统绅士的领域，而医疗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则可以为传道人接近乡民提供便利，也可以为其累积地方人脉资源，取得在教会乃至在乡村事务中的发言权。
    事实上，基督教的布道人员与中国传统僧侣道士是不同的，他们不是龟缩于寺庙道观的消极避世者，而是往来行走于乡村城市之间，是积极的入世者。他们与不同的社会阶层相接触，在极其复杂的地方社会文化网络中，逐步建立自己的关系，进而成为教会与地方的精英。长老会在潮汕的最早信徒盐灶的林旗家族就是最好的说明。林旗入教之前，不过一乡野农人，家世贫寒(77)，入教之后，凭借教会体制，在本人和子女的经营之下，其家族竟渐成地方巨族。林旗本人担任盐灶堂长老，其长子文智，亦任该堂长老(78)。次子文耀，即林芳，任牧师，多次担任汕头区会、岭东大会会长，屡次代表参加全国教会会议，“堪称岭东导师”，是岭东大会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本地牧师(79)。三子文拱，即林起，在汕头福音医院习医，后任汕头堂长老、教师，潮安福音医院院长，在教会内外影响甚巨，其子林章雄任盐坛乡乡长(80)，五子文荣，任长老布道。满门俱肩圣职，而其“内外孙曾六百余人，蔚然成族”(81)。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教会本身。在岭东，类似的教牧家族还有很多。
    受教会体制的制约，教牧人员毕竟具有较大的流动性，这就决定了他们具有既植根于本土社会又一定程度疏离于本土的特点，真正完全与本地社会相结合的是堂会的长老、执事和参加堂会活动的普通信徒。这里仍以福音医院培养的医生为例，考察这些人在堂会内外的影响。我们看到这些人在所在堂会，担任长老和执事等职，负责教会的各项事务。从世俗层面看，堂会就是在地方活动的平台，也是其建立权力影响的基地。他们一面要保护堂会的利益，另一面要扩大堂会的影响。要处理好堂会内部事务，就必须梳理清楚堂会内外复杂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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