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时间不详，雍正八年(1730)张士琏纂修的《海阳县志》已载入该庙。当时关帝庙已纳入官方祭祀系统，每年春秋二祭，五月十三诞日致祭(19)。不过官员主祭祀的应是位于镇署右侧的关帝庙，并非此庙。光绪二十四年(1898)修成的《海阳县志》明确说明，南堤顶等处的关帝庙为“民间私建”。南堤顶的另一座庙是安济庙，亦称青龙庙，据说是“创自前明”，则到清末至少亦应有二百余年历史(20)。上述张士琏之县志也已收录，当时为民间祭祀之所。到清末时，该庙已纳入官方祭祀系统，每年春秋二仲月和诞日由官员致祭。根据记载，清末府城南堤顶安济庙的游神赛会，已是府城内外规模最大的民间宗教活动，当安济圣王未出游时，“人民争先赴庙膜拜者以万数”，游神之日更是全城空巷，盛况空前(21)。民国时期参与游神的人曾高达十余万人，“全城如醉如狂”(22)。教会医院及附属教堂正位于上述两庙之间，与安济庙且是紧邻。然数以万计的民众进庙拜神，浩浩荡荡的游神队伍从医院门前通过，教会医院竟然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和骚扰，上帝与中国民间之诸神竟然能够长期安然相处，这似乎说明中国传统社区内的民间信仰并不具备绝对主义的特征，而社区内之精英人物也不会因宗教象征符号的不同而对基督教进行攻击。
    二
    教会医院建立起来后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它们在当地社会中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或者换句话说在当地社会文化网络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教会医院就功能而言，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医治病人，一个是传播福音。这里先考察其纯粹的医学影响及本土社会对其的反应，然后再考察这种医学上的影响与福音传播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性。
    从医务传教士自身来说，由于受过规范的西方医学教育，所以他们自己在与本地医生比较时很自然地表现出一种专业上的优越感。吴威凛就指出，中国人在疾病治疗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医生在治疗过程中依据的是错误的原理，完全忽视解剖学和生理学。尽管中国的药典中包含有价值的药物，但能够熟练地使用它们的本地医生并不多。本地的医生是个人自封的，没有严格的资格限制。一些人没有别的本事去维系生计，但只要能看医书，照抄药方就可以自由行医。在很大程度上，人民落入江湖医生手中，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收取病人的费用。在吴威凛看来，传教医生将获得本地人民的信任，因为他们真诚地为其福利着想，能用更好的手段有效治疗他们的疾病。尤其是在外科方面，这几乎全部是传教医生的领地，外科手术常常能很快打动本地人，他们的优越性毋庸置疑(23)。
    对照本地文献，应当承认医务传教士在医疗实践中已经逐步建立起专业优势，并引起了本地人的关注与兴趣。清季由潮汕地方开明人士创办的颇有影响的《岭东日报》就多次登载这方面的消息。其中一篇标题就是《刀法神奇》，文章详细地叙述了福音医院为一婴儿实施肛门手术的全过程(24)。从文章的标题和内容看作者持非常明显的欣赏态度。不仅外科领域是如此，即便是在中医传统优势的内科领域，传教医生也开始施展其精湛的医术。上述该报还以《西医神效》为题，在叙述了一医学传教士治愈某肝病患者的过程后指出：
    自西医入中国，凡治外疡，奏刀砉然，踌躇满志。论者多谓其偏精外科，乌知疗治内症，审辨脏腑，对病下药，复应手凑效如是耶！世有欲访西医者，幸勿震华佗之妙手，而忽扁鹊之精心也(25)。
    这段议论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通过传教医生之实践，西医在本地已开始取得人们的高度认同，而在这种认同中本地医生的地位已开始受到某种威胁。这种专业上的优势使得他们在某些地方事务中开始取得某种话语权。1903年惠潮嘉道台褚成朴出示晓谕府城各属清理街道沟渠，讲求卫生。《岭东日报》在讨论该谕令时，特别提到，“某医院教士某君常言，以显微镜遍照郡垣街道，视微细瘟虫多有积至二尺余厚者，盖卫生之道不讲，平日蓄积污秽之物充塞熏蒸，以种成此恶果也”(26)。府城只有一座教会医院，这里的“某医院教士”指的当是高似兰。
    教会医院在技术上的优势很快为其赢得了大量的病人，无论是留医人数还是门诊人数都迅速增长。这里以汕头福音医院为例，参见下表：
    
    应当指出的是，门诊人数系指直接在汕头福音医院门诊部就医的病人，并不包括医院医生或助手外出到各传道站巡诊的人数在内。实际上这部分人数也是相当可观的。如上述1866年虽没有单独列出的医院门诊人数，但医院门诊和巡诊人数为2273名，1867年为2071名，1868年为2342名，1910年单是总巡诊人数为5222名。如果将巡诊人数加进去，至迟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汕头福音医院每年诊治的病人已达到万余人，到1916年前后应达到两万余人。考虑到汕头市到1914年市区人口才36851人(42)，则此期间医院病人占市区人口的比例似在一半以上。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医院病人不可能都来自市区。根据传教士的报告，医院病人大多来自距离汕头周边60到80英里的村镇，根据这个距离可以判定，病人基本上涵盖了潮州府的辖区。前文已述，英国长老会在潮汕主要开办有三所医院，所以，要判断长老会医院在本地区的整体影响，必须将五经富医院和潮州府城之医院的诊治人数也要考虑进去。这两所医院均无系统的统计数据，五经富医院1884年的病人总数2390名(43)，1886年的病人总数为2540名(44)，其规模应为汕头福音医院的一半左右。潮州府城之医院1904年度病人总数为3976名，1905年度为4935名，其规模约相当于汕头福音医院的1/3强。如果各年度大体保持该比例的话，则可以推断，整个长老会的医院系统在19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可以诊治的病人约在1万余人，当时潮州府的总人数当在200到300万之间(45)，则当时医院病人占地区总人口的0.5%左右，到清末三所医院的一年病人总数（包括巡诊人数在内）3万余人，当在1%左右。进入民国之后，该比例应当还要略高一些。
    现在的问题是在教会医
[align='center']           [/align]                             院中，究竟有多少病人属于医院所在市镇的人口，如果是本埠病人占多数，乃至占绝大多数，则该医院的影响力自然主要是在所在市镇。换句话说，教会医院究竟是面向市民的小区性医院，还是在本地具有广泛辐射面的区域性医院，必须根据病人的来源进行分析。吴威凛到达汕头的第二年(1864)就报告说，医院的病人来自300个不同的乡村(46)，1866年报告说，登记册上病人来自400多处地方，既包括了潮州地区的市镇和乡村，也包括福建省的临近地区(47)。1888年的年度报告说，去年的病人来自潮州府、惠州、嘉应州和福建南部1663个乡村。报告指出：“这是一个优势——从传教的角度看绝不是一个小优势——因为有一所大医院靠近传教站，所以全体传教士都能在病人中进行福音工作。汕头福音医院的成功很大程度是基于此种事实。”具体地说，潮州府属澄海分别是115个乡村、潮阳339个、揭阳289个、惠来130个、饶平170个、普宁190个、海阳224个、丰顺26个、大埔19个乡村，惠州15个乡村，嘉应州47个乡村，福建省80个乡村，其他19个乡村(48)。可以看出，汕头福音医院的医疗影响不仅辐射整个潮州府，还旁及惠州和嘉应州以及近邻福建诏安等地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医院事实上通过病人已经与广大乡村建立起一种初步的网络联系，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这么多病人来自如此广大而分散的乡村。
    衡量教会医院在地方社会的影响，自然不能简单地依据病人人数及其地域分布来说明，还应考察医院在地方医疗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由于中医在清末缺乏组织机制，且没有留存任何系统的文献，因此很难将传教医生与本地医生进行比较。不过，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突发的、对地方社会有极大影响的瘟疫疾病来考察传教医生和教会医院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从医院历年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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