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的实证法史料所构成，因此经由特定实证法体系所过滤出的建构法律诠释原则，一旦被定位为有效的法规范，势必只能於该实证法体系发生效力，无法主张在其他法体系亦生相同的法律效果。所以即使像无人可因自己不法行为而获利的普通法原则，Dworkin虽然认为它是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法律原则，也只能在美国的整全法体系里发生效力，无法对其他法律社群，譬如德国、英国、或者台湾，产生相同的法规范效力，除非这些法体系的法官，也同样在其实证法体系的某个法律案件中，明白援用此项原则做为裁判的主要证立依据。

　　总之，Dworkin的整全法理论，无论从整全法概念本身来分析，或者从原则普遍性特徵的角度来看，都存在一定的理论矛盾，而与柔性法实证主义一样，无法妥当证立法律原则的法律地位。既然如此，那是否意味着法律原则虽然存在，但并非有效的法律规范？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说，法律原则不是法律，那么在法律推理过程中，法律原则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呢？接下来，在本文的最后，笔者将尝试提出消极的法律原则理论，以釐清法律原则的定位与功能。

　　庄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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