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州县而上，至督抚大吏，为国家布治者，职孔庶矣。然亲民之治，实惟州县，州县而上，皆以整饬州县之治为治而已.”汪辉祖：《学治臆说？自序》。还讲：“天下治权，督抚而下，莫重于牧令，虽藩臬道府，皆弗若也。”汪辉祖：《学治说赘》“福孽之辨”。可见，州县乃是整个帝国“治理”的基础，所谓“万事胚胎始于州县”一言，即是指此。）故而，本稿略微放宽视界，从三个场域来解读刑事审判的“集权”问题。

　　第一，以知县为核心的基层刑事审判衙门。鉴于包公故事的萌芽始于宋代，而流播要到元明以后；因此，本稿的讨论限于宋代之后。宋代州县衙门的刑事审判权限，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州县长官必须亲自审讯犯人，不得专委胥吏；（注：参见《宋大诏令集》卷202乾兴元年十一月《令纠察刑狱提转及州县长吏凡勘断公事并须躬亲阅实诏》，转见戴建国：《宋代法制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页。）这一规定，事实上也是所谓州县“自理”案件的范围。其二，县级衙门的审判权限限于“杖罪”以下的案件，而“徒罪”以上案件，必须“审转”州级政府。（注：参见《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一一至道元年五月二十八日诏，《庆元条法事类》卷73《决遣？断狱令》。根据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研究，州有权实施徒刑以上，至到死刑的判决；但是，如有重刑或者疑案的情况，那就必须接受路的监督长官提点刑狱或者中央政府的覆审。参见[日]宫崎市定：《宋元时代的法制和审判机构》，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八卷《法律制度》，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72页。具体地讲，元丰改制以前，州可以决断包括死刑在内的各类案件；元丰改制之后，州所判决的死刑案件必须提点刑狱司核准，才能执行。参见前揭戴建国：《宋代刑事审判制度研究》，《宋代法制初探》，第200页。）日本著名学者宫崎市定教授指出：元代的司法体制与宋代有所不同，录事司（与县相当）有权决断杖罪五十七以下的案件，州、府、军有权决断杖罪八十七以下的案件，宣慰司和总管府有权决断杖罪一百零七以下的案件；配流和死罪案件必须报告中央政府才能决断。（注：[日]宫崎市定：《宋元时代的法制和审判机构》，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八卷《法律制度》，第294页。需要指出的是：宫崎市定教授提及“杖罪八十”和“杖罪二百零七”，是原稿有误抑或翻译有误？元代并无“杖罪八十”和“杖罪二百零七”的规定，本稿引文改作“八十七”与“一百零七”。）及至明清时期，宋代设计的州县长官必须亲自审理案件的原则，被继承了下来；再者，笞杖案件属于州县衙门“自理”的权限，也得以明确。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州县衙门乃是所有案件的“初审”机构，这种制度安排也是中国古代刑事审判的一个重要特色。（注：参见怀效锋点校：《大明律》卷二十二“越诉”规定：“凡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笞五十。”第174页。清代法律规定相同。参见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卷三十“越诉”，第473页。只有例外的情况，才能越诉，譬如本管官司不予受理，贪赃枉法之类。）

　　所谓“集权”的司法审判：第一是指，州县长官代表皇帝处理辖区之内的所有政务，司法审判只是其中的一个职能而已，（注：当然，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是行政兼理司法，这是通说。譬如，吴吉远：《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一书，即看“书名”就可发现，司法审判只是政府的一种职能。亦见该书第46页的讨论。杨雪峰：《明代的审判制度》，第17-18页。另一种意见却认为，就州县司法审判的繁剧程度而言，实际上是司法兼理行政。这种意见比较少见。另外，根据章太炎先生的研究，似乎一切政府治权都是出自司法审判衙门。他说：“治民之官，其始独有法吏，以主讼狱。……是故司徒、司空之职，亦不得不由士师分裂而成也。”《官制索隐》，陈平原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第530页。）没有现代西方那种立法、行政、司法之类的分权意识；第二是指，州县长官不仅审判案件，而且参与侦察、验尸、拘捕、控诉等等的司法事务。个中原因又是什么呢？贺卫方指出：一是权力高度集中，有利于提高政府的效率；二是集中权力，有利于简化衙门结构，便于民众与官府交涉，降低交易成本。（注：贺卫方：《中国的司法传统及其近代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法学卷》，第177页。）这一解说很有道理。然而宋代以来强化州县长官司法审判职能的原因，乃是因为皇帝看出“胥吏”参与司法审判导致的腐败；反之，这一制度安排的背后，乃是皇帝坚信，那些通过科举考试上来的官吏要比“胥吏”更有道德感和责任感；（注：这一意见虽然缺乏统计数字的有力证明，但是，通过阅读各类历史著述，我们还是可以获得一个基本的影响——通过科举考试登进仕途的官吏要比“杂职”乃至“力役”出身的胥吏和衙役更有道德感与责任感。无论如何，本稿依然对此判断保持必要的警惕。这是因为，现今所见的各类历史著述，基本上士人官僚的记述，他们对于胥吏和衙役有着本能的抵触情绪，在贬低他们时，可谓不遗余力。）这是因为，他们毕竟浸淫“圣贤之书”有年，这些“治国？修身”的经典当中蕴涵的“义理”可以通过反复的诵读和不断的体悟，得以渐次内化成为“肉体”的记忆。元代以降，历代都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列为“钦定”考试科目，用意恐怕就在于此。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篇首《大学》所要阐述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试想，那些日夕诵记这些经典文本的士人，一旦中举步入仕途，那末“爱民？勤政”的箴言，就会产生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注：譬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样的箴言告诉我们，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州县长官被称作“民之父母”.这是因为“亲民”的根本要义在于“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解释见于[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二“亲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3页。作为一种理想官僚，要用“治家”的心态“治民”。汪辉祖说：“为治者，治堂下百姓，当念家中子孙。”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下“为治当念子孙”。又说：“称曰父母官，其于百姓之事，非如父母之计儿女曲折周到，终为负官，终为负心.”汪辉祖：《佐洽药言》“尽心”。这种“治理”方式，也是今人所谓中国古代“无政治”的一个原因。）至于事实究竟如何，可以暂且不管；至少，在理论上应该如此；否则的话，科举考试坚持儒家“人文知识”的测试，将会变得十分可疑。另外，精通儒家的“礼仪”经典，在中国古代的知识传统里，也是领悟“律令典章”的前提。抛开技术因素不谈，所谓“律”就是“礼”的具体化与刑罚化。（注：宫崎市定先生说：“自汉至唐，支配中国刑罚的一直是律，更不必说经时代演变而修订完备的唐律。但律有个一贯的精神，即与儒教的礼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儒教的礼由圣人制定，作为日常生活必须遵守的法则施加于人。然而礼虽有权威性，却不具有强制力。因此当时的君主为取代古时圣人而使礼的法则具有强制力，就针对违反礼的行为制定惩罚的规则，这就是律.所以儒教礼的特色，实际上完整地体现为律的特色。”[日]宫崎市定：《宋元时代的法制和审判机构》，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八卷，第253页.这一看法，其实也是中国法律史学者的基本共识，其他资料不拟俱引。更为重要的是，宫崎市定教授的是：“到宋代，近代的个人主义开始兴起，在形式上表现为中世法律的古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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