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中国古代刑事审判的三个层面的解说，我们可以发现，所谓司法审判的“集权”问题，最为值得注意的是皇帝的集权；而且，这种“集权”的司法模式，乃是“道德化”政治与“家产制”国家的固有逻辑和必然结果。就此而言，从现代司法独立的理念来解说中国古代的司法审判制度，虽然有助于我们认识其中的特征；但是，如若忽略对于其中蕴涵的深层原因的考掘，认识特征的同时，也会忽略乃至歪曲这一司法审判体制的固有性格。

　　其次，关于“非专业化知识的统治”问题。古典中国的官僚（文官）制度与当时世界各国的文官制度相比处于领先地位，恐怕没有什么疑问；尽管声称近代英国的“文官”制度源出或者模仿古典中国的官僚（文官）制度，这种“阿Q精神”每每令人生疑。如果前引章太炎先生关于“法吏”制度起源的考证尚可信据的话，那末，中国传统的“法吏”确乎起源甚早，而且居于国家“治理”的重要地位。虽然现存《周礼》的成书年代聚讼纷纭，不过，通说以为成书年代当在战国时期。一部《周礼》透显出来的是，不管出于描述现实还是出于勾画理想，至少说明中国古人对于“设官分职”与“奉法守职”确实有着非常精湛的思考与制度设计。及至学者所谓的“哲学突破”（philosophicbreakthrough）时期，或者说“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注：春秋时代乃是清代学者章学诚所谓“官师政教合一的古代王官之学”解体，或如《庄子？天下》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的转折时期；换句话说，原本为贵族阶级所独占的“政治？法律”知识——“六艺”基本上是关于“政治？法律”的知识——国家“治理”方面的知识，渐次走向民间的转捩阶段，也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兴起的时期。具体的讨论，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页。）中国古典“法学”渐次兴起，涌现出了邓析一类具有民间化取向的法律知识团体。（注：据我看来，不仅孔子之徒三千的说法，很有象征意义；而且邓析蛰居民间代理诉讼，授徒讲学，传播法律知识，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从《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所谓“民之献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的记载，可以看出。有关邓析的详细研究，参见胡旭晟：《先秦名家法律观批判——以理论逻辑的分析为主体》，《法学：理想与批判》，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295页。）可是，好景不长，驷颛之杀邓析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可谓意味深长。其后，中国古代再也没有出现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民间法律团体。法家崛起之后，为着谋取政治霸权与思想霸权，推行“以吏为师”的知识控制政策；随着政治集权的形成，也开始了对于法律知识的集权；也就是说，法律作为一种“政治”知识，由此受到官府的严密控制。（注：根据《商君书？农战》说：“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皆怠于农战矣。”同书《靳令》称“诗书”为“六虱”，必须予以禁绝。《和氏》干脆提出“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主张。然而，法令也非民间得以自由学习。故而《商君书？定分》讲：“为法令置官吏，朴足以知法令之谓者，以为天下正，则奏天子。天子则各主法令之，皆降受命，发官。……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皆此奉一法官。郡县、诸侯一受赍之法令，学问并所谓。吏民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遇民不修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这一设想不仅涉及知识控制问题，这一设想源于西周“太史布宪”的传统（参见前揭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137页）；另外，这一设计涉及秦国的“仕进”制度。韩非继承商鞅的这一思路，他在《韩非子？五蠹》中声称：“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秦朝干脆推行“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的政策。参见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4-66页；汤能松等：《探索的轨迹——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史略》，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5-14页。）当然，官府的控制是一回事，民间“私习法律”又是一回事。汉魏以降，及至晚清，中国古典时代的法律教育大抵依循官方和民间“齐头并进”的模式发展；而且，偶尔也颇见成效，名流青史的律家不少。（注：有关的探究，参见汤能松等：《探索的轨迹》，第20-110页；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51页；徐道邻：《中国唐宋时代的法律教育》和《宋朝的法律考试》，《中国法制史论集》，台北志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178-229页；张伟仁：《清代的法学教育》，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247页。）

　　但问题是，为啥古代中国始终没有形成“法律统治”或者“法律支配”的治理模式？而是采取一种“非专业化”的治理模式？以及，何以民间的法律职业始终没有取得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地位？我的初步意见是：其一，就法律教育这个特定“场域”而言，基于官方统治的意图，竭力扼制民间传播法律知识；个中用心，恐怕就是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注：《论语？泰伯》。）一言蕴涵的道理。即使强调法律必须“布之于百姓”的法家，为着避免百姓精通法律以后，可能与官府产生“法律解释”上的竞争的难堪局面，也企图通过设置“法官法吏”和“以吏为师”这个途径，以便垄断法律知识的生产权和解释权。这是因为，法律作为一种统治利器，民众一旦操持在手，将会危及国家的法律权威，危及君王的权威。邓析之死的意味，肯定与此有关；《吕氏春秋？离谓》记述邓析“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的法律论辨，其实，就是与官方在法律解释上发生冲突的典型例证。这种情形，使人想起春秋时代“郑国铸刑书”引起争论的意涵。（注：参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的记载。）叔向所谓“民知有辟，则不岂于上”的批评，也是深深担忧国家权力与民众权力之间发生竞争的局面的出现，从而危及国家权威和君王权威。据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何中国古代的官府，以及代表官方利益的士人阶层一直“贬斥”讼师，乃至打击讼师，原因恐怕就在于此；进而，中国古代的司法审判为啥形成“没有对抗”的制度结构，原因同样不难理解。这是因为，如果允许两造聘请的讼师参与法庭诉讼，唇枪舌战，那末，官僚的权威如何维持？试想，一个集权专制的国家或者皇帝，无论如何不会蠢到自找麻烦，允许一个“与己为敌”的讼师阶层存在；并且，允许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挑唆”民众涌向官府。但是，民众毕竟有着自身的利益，特别是宋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众对于切身利益的关注已经非常自觉。在这种情况下，讼师阶层的出现和活跃，乃是无法避免的事情。（注：根据陈景良教授的研究，讼师起于宋代。详尽的分析，参见氏著《讼师与士大夫——宋代司法传统的转型及其意义》，打印稿。感谢陈景良教授提供这份最新的研究报告。）而且，尽管在官府眼里，讼师遭到普遍的漫画化，简直与流氓没有什么两样；（注：陈宝良把讼师列入“流氓”的范畴予以研究，虽然难免作者认知控制，也与中国古人对于讼师的评价有着密切的关系。参见陈宝良：《中国流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120页，第173-178页。）可是，在民间的文学叙事当中，也有讼师被英雄化描述的例证，美国学者麦考莱指出：透过戏曲小说叙事塑造出来的讼师形象，其实并不那末可恶，透过帮助弱小的孀居寡妇兴讼，保护族人小宵虎视眈眈前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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