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学术，并在此同时人为地摧毁了中国古代学术的伟大传统，这是导致他们今天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另一重要原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两千多年来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中国古代学术，也是一个有着内在的独立逻辑和崇高的精神价值传统的学术，20世纪中国学者正是在引进西学的过程中摧毁了这一伟大传统的。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不是我们用西方学科范畴解构中国古代学术所致吗？前面我们曾谈到中国古代学术有自己完整而独立的分类体系，从“六艺”（或称“五经”）的形成，到经、史、子、集的确立，不是没有它们的内在逻辑根据的。《四库全书》的文献分类方法在领域划界方面有与今人一致的地方，但是其根本精神与今人绝不相同。今人将经、史、子、集的分类系统彻底打乱，按照现代西方学科分类系统所划定的领域，将其重新归类，即按照文、史、哲、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教育……等领域划界分类；例如将《诗经》归入“文学类”，《尚书》归于“政治学类”、“三礼”根据情况可以分别归入“政治学”、“伦理学”、“文化学”等类；《周易》似乎应归于“哲学类”或“杂类”，《春秋》应归于“历史学类”，等等。这样做表面上看很合理，但实则不然。因为它严重忽视了儒家学术分类思想的一系列内在依据的根本合理性：
首先，儒家的学术思想将“六艺”或“五经”作为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十三经”实际上可以化归为围绕“六艺”或“五经”的分析、阐述之作：《春秋三传》是阐述《春秋经》的，“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均是说明“礼”的，此外《论语》、《孟子》、《孝经》乃是围绕“六艺”或“五经”的议论或进一步发挥，《尔雅》及一系列“小学类”著述则是对“五经”的文字阐述。无论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无论是义理之学还是考据之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均是围绕“五经”或“六艺”展开出来的。孔子弟子中有七十二人身通六艺（司马迁语），实际上他已把“六艺”当作彼此相辅相成的学问而不是人为的分割开来，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说的正是此理。自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始，唐孔颍达著《五经正义》，至明清之际以《四书五经》为科举取仕的教科书，历代儒者均视“五经”、“六艺”为一整体，莫敢偏废。如今按西方学科体系将“六艺”归入六门不同的学科，使之分为六门不相关联的学术，从学理上看固无不可，但“六艺”或“五经”内在的关联和整体性则遭到了忽略，而在儒家学说史上，这种内在关联和整体性恰恰具有特殊的意义。
其次，在儒家学说史上，“六艺”或“五经”一直处于群学之首、万学之源的特殊地位，按照这一思想，一切古代其它领域的学问均可视作围绕、阐述“六艺”、“五经”的某一方面，或以“六艺”、“五经”精神为依据的产物。《庄子·天下篇》讲到古人的“道术”“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晋绅先生多能明之”，“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也就是说，诸子百家之学可视为“六艺”内在完整精神的分裂或延伸。这种观点颇能代表儒家的立场。刘歆《七略》将“六艺”置于首位，也反映这一立场。至于经、史、子、集的分类方法，本身已包含着一切学问均必须以“经”为宗的原则。“经”者，常也；而“六艺”或“五经”乃是经中之“经”；故而近世学者马一浮有所谓“六艺赅摄一切学术”、“国学者，六艺之学也”之说；并论证认为，不仅群经可归为“六艺”，诸子可归为“六艺”，而且整个四部均可归结为“六艺”之学。即使从今天的学科分类领域来看古代学术中的方方面面，也可得出类似的结论。如古人的史书可看成《春秋》经的延伸，政治思想可看作《书经》精神的产物，文学、艺术可看作“诗”、“乐”精神的体现，等等。古人注经、释经、解经，以《五经》或《四书五经》为取仕标准，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能精通“五经”或“六艺”，那么天下就没有什么事情他们不能做了。如今按西方学科分类系统将经、史、子、集的分类打乱，将诸经和其它所有的古代学术相互并列、不分高下地混同一气，其结果必然歪曲历史，歪曲儒家学术界思想的精神实质。
儒学之所以形成以“六艺”为核心的分类体系，显然与儒学求“用”的精神实质密不可分。所谓“学以致用”，这里的“用”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以学治己”，“以学治人”，“以学治天下”。“治己”是内圣，“治人”、“治天下”则是外王。具体说来，儒家所谓的“内圣”，又至少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内心的精神境界。所谓“致中和”（《中庸》），“浩然之气”（《孟子》），所谓“ 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中庸》），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 逾矩”（《论语》），所谓“大中致正之极”（张载《正蒙·中正篇》），“所过者化，所存着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章句 》）……均是描述通过修身所达到的圣贤所独有的精神境界。二是做人的德性。《论语》中所讲的“仁、义、忠、信”，“恭、宽、信、惠、敏”，《大学》中所谓的“明德”，《中庸》中所谓的“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此外还有《五经》及历代儒者们所讲的“主敬”、“至诚”、“敬德 ”、“致中和 ”……无不是儒家追寻德性的体现。三是处理人伦日用关系的能力。这些人伦关系在儒家中被分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系，《中庸》称之为“天下之达道”，《大学》中则曰：“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论语》中“乡党”一篇详细记载了孔子在各种日用场合下“动容周旋无不中礼”的情景，成为后世学者仰慕的楷模。这里“内圣”的第三个层次即处理人伦日用关系的能力实际上也可纳入“以学治人”的范围，因为它包含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精神。
儒家“以学治天下”的精神，严格说来在西方哲学，及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中并不存在；其实在西方社会科学学说中不仅没有“以学治天下”之精神，也同样没有“以学治己”和“以学治人”的精神。但是在儒家学说中，正是这种“学以致用”的精神不仅构成了它的实质，而且决定了“六艺”在一切学问中所有的独一无二的地位，这是因为“六艺”，或者更准确地说，《诗》、《书》、《礼》、《易》、《春秋》五个方面的经书（《乐（经）》书久已亡佚）都是经过了几千年、至少也有数百年到孔子时才完成的，它们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唐虞三代以来几千年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能代表中华民族全部生活的最高精华和最深刻的经验结晶，而且也能涵盖中国人生活的几乎所有重要方面。正是如此，古人强调一切学问均从“六艺”或“五经”出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六艺”所具的“用”既有相互分工，又有相互合作、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趋向：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篇》）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挈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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