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人生和重道德，在思维方式上也是以直觉为主。当中国人口口声声要实现道德和知识、中学与西学相结合，以为只有与西方的科学相结合，中学才会找到出路时，我们完全可以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认为基督教只有和西方的科学、知识相结合才是它的唯一出路呢？难道一种信仰性质的学说只有和知识、科学性质的学说相结合才是它的唯一出路吗？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很多人指责儒家学说不重科学，似乎是儒家的一大弊病，但却没有人认为与儒家学说同样性质的基督教不重视科学是一个弊病。
如果说宗教在人类多数文明中都存在过的话，那么可以说希腊以来一开始以哲学为代表，如今发展成为同时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西方学术，几乎是西方世界独一无二的成就，尽管在人类其它文明中并不是不存在这种学术的萌芽。但也正是这种学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对它的误解最深。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世纪中国学者多半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科学，但是却有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一系列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用冯友兰的话来说，中国古代学术虽无形式的系统，却有实质的系统）。长期以来我们一方面承认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科学，另一方面却又说哲学这门很长时期内西方人心目中最高层次上的“科学”，在中国自古就很发达。本书强调了另一个与此截然相反的观点：包括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在内的一系列西方学科，不管它们今天的含义有何变化，当初是在严格“科学”的标准下成长起来的；至少一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西方学者还普遍认为追求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是所有这些学科的共同理想。换言之，若是不追求成为一门科学，它们也就失去了作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参胡塞尔，1999，1－7）。尽管这种“科学”的理想在今天的西方学术界已被普遍地扬弃，但是下述这样一种观点无疑仍然是成立的：衡量一门学问是否可以称之为“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等，不是看它的研究对象，而是看它的思维方式。我们今天虽然有大量诸如哲学、伦理学、政治学之类的学科，但是这一事实充其量只能说明我们引进了这些西方学科之名，而不能说我们已经真的建立起了相应的学科。尽管这些西方学科本身的含义在西方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可是肯定的是，它们的发展不是没有脉络可循的，也不是完全没有连贯性的。我们根据什么理由认为可以把在另一个迥然不同的思想传统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古代学术纳入到一个在科学传统之下成长起来的西方现代学科体系中去呢？难道这些西方学科本身的含义尚不确定就是我们引进它们、用它们来改造中国古代学术的充分理由吗？ 
实情情况是，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在理解西方学术的“科学性”时，心中想的多半是其导致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这个事实，而不是针对某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只有作为一门“科学”才能存在这个重要事实。换言之，他们仅仅关心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所导致的功利式的历史后果，而没有对于这些学术作为各门科学的内在逻辑本身给予足够的关注。这就充分表明20世纪中国学者在大肆引进西学、盲目崇拜西学的同时，对于西方学术的内在逻辑恰恰是非常缺乏认识的。本书考察了哲学这一范畴在西方的本义及其被引进到中国后是怎样被中国学者用自身的文化观念来“中国化”的，以此来证明儒家学说被称之为“哲学”是一种历史错觉的产物；本书关于“辩证法”及“形而上学”的讨论则旨在进一步揭示西方学术的科学特征及其在中国被误解的命运。
读者也许会问：强调这一事实真的很有必要吗？答曰：然。这一事实涉及到一个极为重大但却长期为国人所忽视的问题，即两千多年来的西方学术（指科学类型的学术）的独立性及其意义问题。正如我在本书所强调的那样，两千多年来的西方学术，并不是象中国人所说的是由于“重视”什么东西（诸如自然、外物、逻辑等）的产物，而是一个有着自身独立的内在逻辑和伟大的精神价值传统的学术。所谓独立的内在逻辑，指的是在一种“思辨的兴趣”主宰之下、视“方法优先于结论”的研究方式。这种研究方式正如我在本书中所反复论证的那样，在中国从来都没有正式建立起来。但是在西方，正因为人文社会科学有着自身独立的内在逻辑，所以它显示了自身存在的强大独立性，体现为它不可以用任何外在的社会需要来主宰、摧毁或淹没，体现在两千多年来它一直超然于社会、政治及经济现实而存在。从精神价值上说，两千多年来的西方学术虽然不是以人生的价值、人生的终极归宿为直接追求，但是这并不排除它有自己独立的精神价值传统，因为它体现了人的自由本性，它体现了人性纯粹的、非实用的求知的愿望。正是它那伟大的精神价值传统，导致它几千年来成为无数人永恒的价值追求，导致几千年来无数人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本书论证认为，这个传统所包含的精神价值和儒学所追求的精神价值在性质上有着根本的分别，二者之间不存在高低上下之分，就象我们不能拿京剧的精神价值境界与物理学研究的精神价值境界来比较高下一样。与此相应的是，20世纪新儒家试图以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精神价值境界为准来统摄或包容西方学术的做法，和那些试图用西方学术的范畴和标准来衡量中学的做法一样，都是以一种学术的逻辑或境界为准来衡量另一种学术，是彻头彻尾的错误。
我们看到，20世纪中国学者对于西方学术的理解和接受基本上都是在一个共同范式的支配下发生的，这个范式就是“现代化”，在现代化需要这个范式背后还有另一个更加根本的理念，那就是“救中国”的理念。后者既是现代中国的特殊命运的产物，也与中国学术两千多年来的理想有关。这就是说，本来并不是以实用的“国家拯救事业”为核心的西方学术，现在被中国人按照一种完全实用的国家理想来理解和接受了。尽管这样做从道德上无可厚非，在实践上也确实需要；但是这一不自觉的思维范式却导致中国学者长期以来对于西方学术传统的严重误解，导致长期以来他们在从事西方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心中想着的总是如何用它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用它来找到“中学”的根本出路；导致他们在精神价值上不能真正认同于或参预到西方学术特有的、独立于一切实用需要的精神王国中去，不能真正体验到西方学术那种严肃的、科学的研究所带来的神奇的欢乐。我们非常不幸地发现，20世纪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一方面获得了知识分子这个非常西方化的职业的角色特征，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完全不能进入知识分子这个职业角色所应有的心态。来自传统的“士大夫心态”，来自现实的“治国平天下”理想，使他们虽然获得了知识分子之名，做的也是与西方知识分子类似的“科学”研究工作，但是在精神价值世界却与后者有天壤之别。即：他们把西方学术原有的“文化理想”转化为“国家理想”来理解和接受，他们心中失去了对西方文化理念中所包含的永恒价值的体验，只有国家利益这个世俗价值。然而由于从理论上说，对于什么是真正行之有效的中国现代化之路，乃是一个永远也说不清的话题；从现实上说，现实的国家现代化之路也并非完全是一个理论问题，而同时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于是这就导致20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价值世界里一直漂漂荡荡、无家可归，至今迟迟不能正确地定位自己。 三
当然，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不能定位的原因完全归结为他们对于西学的误解或他们的“士大夫心态”也是片面的。此处还有另一个更加可怕的现实，即一个多世纪以来，由于中国人在不自觉地用他们自身那个“如何使中国现代化”的世俗理想来曲解西方学术的同时，还同时自觉地进行着另一个巨大的工程，即自觉地引进西方现代学术范畴来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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