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哲学家研究自然并不是为了征服自然这个实用的目的，而出自一种自在的人性的兴趣。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我看来即使到今天为止也仍然有着震耳发聩的意义，因为一方面，它表明西方人早在希腊时期就已认识到，学术研究虽然可能给社会现实带来巨大的功利效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的价值在于为外在的社会现实需要服务，恰恰相反，学术研究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即对于人性的发展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举例来说，听一首好歌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但是我们不能庸俗地说歌曲的主要价值在于提高人们的工作效率。恰恰相反，我们必须承认歌曲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是人性的一种张扬，体现为它所达到的那种境界。这种价值通过歌曲的艺术性体现出来，也仅属于这门艺术本身。另外我们还应认识到，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强调哲学研究的非实用性，强调它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3]，还意在强调学术研究应有自己独立的内在逻辑，这个内在逻辑就是学术研究在方法上的严肃性和合逻辑性[4]。我们还看到，今天中国学界对后现代主义特别感兴趣，往往是因为觉得它对批判现实有用；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于存在主义哲学等大陆哲学流派的兴趣之所以远远超过对于英美分析哲学的兴趣，与20世纪初叶大批中国学人对于柏格森、叔本华等人哲学的浓厚兴趣一样，都因为这些西方学说与中国学者所最关心的人生价值问题有关。可见长期以来，中国人从来都是从他们自身“实用需要”的眼光出发来理解和接受一种具有超于“实用需要”之上的更高关怀的西方学术的伟大传统的。
现在我们要提出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正因为是以“求知”为内在理路，所以才会形成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史学……等一整套学科划分体系；中国古代儒家学术正因为以“做”为内在理路，所以自然会形成以“六艺”为核心及按经、史、子、集分部的学术分类体系。内在理路的不同，决定了中学和西学在分类上必然彼此分别，并且从其自身角度看均是合理的；无论以西学的分类方法衡量、肢解中学，还是以中学的分类体系去衡量、统摄西学（如马一浮）均是错误的。 二
20世纪中国学术在西学冲击下的回应方式，迄今为止还很少有人对之作过真正清醒、严肃的反思。它的上述特征，以及时下流行的所谓“中学”与“西学”的比较，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的假定，即假定了“中学”与“西学”属于同类性质的学问，其中最突出的现象是认为存在着“中国形态的哲学”这样一个事实，并以此为准进行“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所谓比较。在“中国哲学如何如何、西方哲学如何如何”这样一种时髦的说法之上，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或华裔学者）似乎好不容易找到了某种失落已久的文化自信。本书向这种长期流行的观点提出了严厉挑战。本书认为，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古代学术，特别是儒家学术，从整体上来讲，与古希腊以来一开始以哲学为代表，后来逐渐发展为同时包括人文科学（humanities）、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和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s）在内的西方学术，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传统，尽管人们时常可以从中发现一些与中国古代学术类似的学术思想，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二者之间不存在可比性；无论是用西方现代学术分类体系或学术范畴来分割和重新整理中学，还是用中国古代学术的分类标准或范畴来衡量西学，都是错误的。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这涉及到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来理解两千多年来的西方学术传统的问题。我认为，尽管两千多年来的西方学术传统一变再变，但是其发展的历史脉络是异常清晰的，其作为一个独特的学术传统的历史连贯性也无可否认。大体上说，希腊以来一开始以哲学为代表，后来发展为同时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西方学术是作为科学性质的学术发展起来的；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希腊哲学为日后西方学术和学科奠定的两个最基本的“科学性”标准是：一是求“是”，与求“应（该）”相对。求“是”代表事实判断，求“应（该）”代表价值判断；二是在实用的需要之外，还有独立于一切外在现实实用需要而存在的自在的学术逻辑；三是在实用的关怀之外，还有超出于实用关怀而存在的独特的兴趣和价值。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许多西方学者强调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异质性，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反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如哲学）是一门“科学”，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脱离两千多年来追求科学的历史传统来理解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方学科体系及其含义。而且，许多西方学者反对科学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针对“科学拜物教”所作的矫枉过正的言论；如果我们真的因此而否认或忽视现代西方学术与西方历史上的学术之间的连续性，未免失之偏颇。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现代西方学术与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学术有了巨大的不同，但是从整体上说，它仍然是一系列思辨性很强的学术，在多数情况下它表达的是人类“认知的兴趣”（intellectual curiosity），体现了“方法重于结论”的基本观念，从而与中国人一向最感兴趣的人生或社会现实的“指导原理体系”大异其趣。这一切，无不深刻地体现了西方现代学术与传统西方学术之间的内在的连续性。
从整体上讲，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中国古代学术，和古希腊以来一开始以哲学为代表，后来发展为同时包含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西方学术传统相比，区别在于：前者是实践性的人生观、价值观或世界观学说，而后者则是一种思辨性、认知性的学术；前者以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指导方案为目的，后者以求得关于世界的认知为宗旨；前者发挥的主要是信仰的作用，而后者发挥的往往是知识的作用。如果说，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成份（儒、道、释）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的是宗教性思维方式；那么也可以说，西方学术的主流在很长时期内都曾是科学，其中主流的思维方式是科学的思维方式。由此出发，我们不难看出这两种学术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从人类生活的实际需要来讲，科学和宗教代表着两种人性的两种不同的兴趣和需要，二者应当是互补的和并行不悖的。本书用大量的事实上来说明，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儒学说成是一种宗教性质的学说，但却绝不可能把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说成是哲学。与此相应的一个结论是，用西方学术或学科范畴来衡量中学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中学与西学的结合主要并不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上的问题。那种认为为了吸收西方学术成果，就必须在理论上搞出一个中、西结合的学说体系的想法未必正确。
对中学与西学关系的重新定位，对于许多热衷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当头棒。例如，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学与西学的区别有这样一种看法，即中学重人生，西学重自然；中学重道德，西学重知识；中学重直觉，西学重逻辑；中学重内心，西学重外物；如此等等。在张君劢、冯友兰、唐君毅、张岱年等一大批中国近代学者的著作中，诸如此类的话不胜枚举。这种观点表面上看来很有道理，然而稍加考察即可发现，中学与西学的这些所谓差别乃是人类历史上大多数信仰或宗教学说与科学性质的学说的基本差别。试问哪一种信仰或宗教学说不重心灵、人生、道德，并在思维方式上以直觉为主？既然我们视科学重自然、重知识、重方法（逻辑）为当然，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说中学与西学的上述所谓区别，其实也是多数信仰或宗教学说与科学的主要区别，而并不是什么中学与西学之间独一无二的区别，更不能以此来反映中、西方人思维方式的差异。因此，从这样一种角度来比较中学与西学，是不会结出任何有意义的果实来的。任何人都会承认，除了儒家之外，西方人长期信仰的基督教同样是重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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