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的践履、灵魂的拷问和心理的训练，而伦理学向从事它的人们提出的直接要求则是以更加合乎逻辑的方式进行思辨；宗教学说必定预设若干价值作为其信徒们千古不变的永恒追求，而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则反对把任何一个现存的结论当作必须无条件地接受的前提；伦理学也可以基于对现实的批判来思考问题，但即便如此，它所提供的也只是对现实的深刻“知识”，而与宗教学说直接以解答人生的终极关怀为旨归不同。事实上，无论是西方现代一系列学科之名，还是中国古代的一系列学术门类，都不是某个人一朝一夕的发明，而是漫长的历史过程的产物，与这种历史过程相对应的是导致此种学术形成的独特的思维方式。
其次，如果我们要把两种思维方式不同的学问都称之为同一种学问，必须十分清楚根据什么标准这样做。“中学”与“西学”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究竟属于同类学术内部的思维方式差异还是属于不同类型的学术之间的差异，我们似乎应当首先提出这样做的标准来。比如说，科学与艺术、宗教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但是没有人认为它们属于同一种类型的学术；如果有人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艺术和宗教，认为应按照科学中的学科门类来划分艺术和宗教，没有人不认为这是荒谬之极了。然而，有趣的是，正如我们在前面说到过的那样，古希腊以来一开始以哲学为代表，后来逐渐发展为同时包括人文科学（humanities）、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和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s）在内的西方学术，是作为严肃的“科学”追求发展起来的。我们也一向公认，对于“科学性”的追求不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流。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成份如儒、道、释，道家和佛教已被公认为是宗教，而儒家虽然不被人们称之为宗教，但其思维方式与道家、佛家并无二致，且正因为如此，魏晋以来的中国学者多从这三门学问的互补性中得到启发。既如此，我们根据什么标准认为可以把一系列在追求科学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学科范畴，应用到在宗教性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古代学术之中呢？在多数情况下，中国人一提到“科学”，就把它等同于自然科学，而对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科学性”往往是一无所知，本书用大量的事实来探讨了什么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科学性”，以及这种科学性不仅在中国古代学术中极其缺乏，而且即便在今天它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也是多么的陌生。　
再次，尽管我们承认，象哲学、伦理学等一些西方学科本来就没有固定不变的含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著作中人们对它们的理解也颇不相同，多数西方哲学史家也承认很难给它们下准确的定义；甚至于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对“哲学”等西方学科含义的理解与中国古代学者对于“学问”的理解颇为一致的哲学家来（如海德格尔、雅斯贝斯等人）。关于这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我们今天所已大量引进的一系列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含义以及西方学术的本质，只有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结合那些西方学术和学科范畴赖以生长和发展的西方整个历史文化语境来理解，才能真正理解之。需要指出的是：
（1）对于一些西方学术大家与中国古代学者相近的思想，我们要区别对待。例如，苏格拉底、柏拉图虽然重视哲学的经世价值，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他们处在希腊学术从发韧到定型的过渡时期，看到他们把哲学的经世价值完全建立“认知”的基础上，就会自然理解到他们心目中的“哲学”与孔子心目中的“学问”绝无可比性（关于这一点，我在本书论述“辩证法”的部分作了专门探讨）。又如，象马克思、韦伯等许多西方学术大家，他们强烈的现实关怀似乎与儒家学者“治国平天下”的关怀一样，但是他们在具体进行研究的时候遵从的是“科学”路径，与中国古代学者追求明确的实践效果的研究方式截然有别；
（2）要分清主流与支流。尽管在今天的西方有象海德格尔那样的人走到了与中国古代学术思维方式类似的境地，但是如果因此而认为这种思维方式代表着西方现代学术的主流，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盲目夸大了一些西方哲学家的思想与东方思想的相近之处，而对他们的学术与西方传统学术之间的连续性认识明显不足（这种连续性的内容我们将在下面涉及）。例如，象胡塞尔、舍勒、伽达默尔等西方现代哲学家，尽管对传统哲学思维提出了激烈的批判，但是其思想与西方传统学术的连续性仍然是极为明显的；他们讲事实与价值不分，只是以之为一个认知性的“事实”揭示出来而已，从未把设计、论证、提供一套可直接用来指导现实的价值体系当作他们的主要任务。很多人试图以他们的学说来重新解释中国古代学术，以为总算找到中学与西学汇通的桥梁了，其结果往往只不过是把一些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硬凑到一起来罢了，让人哭笑不得；
（3）强调中学与西学的异质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这样的事实，即两千多年来的西方学术，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西方哲学中，有不少成份与中国古代学术中的不少成份是可以相通的，甚至其在思维方式上有相近之处。我们只是强调，对于历经两千多年逐渐形成的一系列西方学科范畴及整个现代西方学科体系，绝不能脱离西方学术发展的整个历史传统来理解。如果我们仅仅由于看到部分西方学者（如海德格尔等人）对于某个西方学科的理解或者个别西方哲学流派的某些思想与中国古代学术有相近之处，就认为可以以此为典型来理解整个西方现代学科范畴的含义，那完全是断章取义和割裂历史的做法。即使是海德格尔等人，他们的学术思想也不能孤立地理解，而只有从西方学术发展的历史境域出发，搞清西方学术几千年来发展的历史脉络，才能真正理解其意义；
（4）任何一种学术传统都不可能永久不变，西方学术传统未来可能发生种种变化是完全正常的。我们都知道，越来越多的西方现代学者对西方现有的学科体系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如麦金太尔等），如果有人因此而猜测，西方学术（如哲学）未来将会发生更大的变化，甚至可能会呈现出与中国古代学术更多的共通之处，那也并非完全不合情理。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有理由将西方现代学科范畴直接应用于中国古代学术中去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不管西方学术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都是在现有的学科体系的基础上进行的，而现有的学科体系又是两千多年来西方学术中一种基础性思维方式，即认知性思维方式的产物。正是由于在中国古代学术中这种思维方式从来不占主导地位，所以中国古代学术才没有形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诸如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等一系列现代学科及其完整的体系。因此，即使将来有一天西方现有的学科体系特别是其学科部门的划分都完全解体了，也不意味着20世纪中叶以前所形成的西方学科体系可以直接应用到中国古代学术中去，更不意味着两千年来的西方学术与中国古代学术是一码事。
人们可以从各个角度来为用西方学科范畴重新整理中国古代学术的行为辩护，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学者正是由于在对几千年西方学术的传统尚无深刻了解的前提下，出于种种功利需要而“囫囵吞枣般地”引进了几乎所有的西方现代学科范畴，导致了国人对于西方学术的本质长期停留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状态。例如，我们看到，中国人习惯于把西方科学的价值局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改造现实的功能上，从而导致他们不能正确理解西方人从希腊时代就一再强调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不能正确理解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那种观点：即哲学――包括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在内――的价值在于它满足了人性自在的兴趣，体现了人的自由本性[2]。谁都清楚，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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